圖：內地社會保障制度安排還不足以充分提高生產率，進而解決養老問題，所以需要優化制度安排、尤其是推進養老保障制度改革。

　　影響社保可持續性的三大因素為人口、勞動力市場與勞動生產率。分解來看，老齡化與高齡化趨勢不可逆轉，勞動力市場則存在結構性就業矛盾。筆者認為，未來要完善社會保障，並不缺物質財富，而是缺少制度安排。

　　在影響社保可持續性的三大因素中，第一個是人口因素，主要表現是老齡化率迅速提升。按照中國人口與發展中心預測，2032年65歲以上人口佔比將超過21%，按國際定義即為重度老齡化社會。屆時中國的老齡化程度很深，但人均收入仍然處在高收入國家行列的較低水平上。比如中國人均收入從今年或明年開始將超過1.4萬美元，到2032年距離成為中等發達國家還有一點距離，但老齡化率已經相當高了。這意味着，未富先老將是一個重要國情。

　　人工智能提高效率

　　第二個是勞動力市場因素。此類因素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

　　1）中國結構性就業矛盾表現越來越突出，主要是「一老一小」問題。一方面，青年失業率高。最新數據顯示，7月不含在校生的16至24歲青年失業率升至17.8%。另一方面，臨近退休和未來延遲退休的人群也面臨較大的就業困難，主要表現為退出勞動力市場，降低勞動參與率。

　　2）就業非正規化。新就業形態、靈活就業具有趨勢性，幾乎無法遏止，這類就業模式帶有一定的非正規化特徵，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保覆蓋率低。

　　3）崗位破壞顯性化。過去創造的崗位絕大部分被轉化為淨增就業，現在創造出的崗位有越來越大的部分被破壞掉了，儘管淨增總量仍然較大，但創造的崗位與淨增的崗位之間數量差距擴大了。

　　4）人工智能迅速發展和廣泛應用是不可阻擋的，如果應對不當，可能在結構性就業矛盾基礎上產生加倍的影響。應對策略的當務之急之一，則是縮小兩大社保制度的差距。目前，職工養老保險與居民養老保險的給付水平之比雖然下降，但絕對數量差仍在迅速提高，政策應加快縮小這個差距。

　　第三個是勞動生產率因素。在人工智能發展下，我們應該有一個確定的預期──勞動生產率提高潛力是無限的。撇開人工智能因素，即使按照GDP潛在增長率預測來推算，到2035年之前，計算出的「贍養生產率」─作為繳費主體的20至62歲人群所對應的GDP，年均增速為5.55%，明顯高於按同一口徑計算的老年撫養比增長速度（4.90%）。這意味着隨着勞動生產率提高，社會贍養老年人的能力可以做到水漲船高。雖然現在有對於人工智能發展泡沫的擔憂，但總體而言，人工智能應用一定會在基準的勞動生產率提升之上帶來額外的提高幅度。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社會保障制度安排還不足以充分提高生產率，進而解決養老問題，所以需要優化制度安排、尤其是推進養老保障制度改革。

　　未來蛋糕必然會做得更大。根據Epoch AI智庫的估算，在不同工作任務被人工智能自動化的假設下，經濟增長速度均可以達到高於以往的水平，這意味着生產率提高的預期得到普遍認可。如果這個預期是可靠的，就為養老保障制度的代際轉移和社會共濟性質創造了足夠堅實的基礎。

　　過去我們一直認為，由於老年撫養比顯著提高，現收現付性質的養老保障制度未來不可持續。現在看，如果勞動生產率提高速度大大快於老年撫養比提高速度，過去的那種擔憂就可以消除了，但這並不是說我們無需有所作為。

　　一方面，要努力提高就業的正規化水平。目前非單位就業（包括私營經濟就業、個體就業和未被單位視為正式僱用的人員）已經佔到城鎮就業的60%以上，約3.1億人。雖然不能簡單說這是非正規就業，但其非正規程度一定高於單位就業。一般估計的新就業形態有8400萬人，除此之外還有2億靈活就業人員，這些群體仍處在現行社會保障制度的盲區。如果不能解決這個問題，就無法保證社會保障充分覆蓋，無法實現對這部分群體退休後生活的保障功能。

　　警惕收入差距擴大

　　另一方面，警惕收入差距出現新的擴大因素。十八大以來社會收入分配有所改善，特別是打贏了脫貧攻堅戰，城鄉收入差距縮小尤其明顯。不過，全國基尼系數在2015年降到最低點後就停止下降，徘徊在0.465至0.466左右。過去整體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城鄉收入差距造成的，現在城鄉收入差距還在縮小，但城鎮收入差距擴大，成為基尼系數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再加上就業非正規化、農民工出現的逆向流動、人工智能造成的新衝擊，所有這些因素都可能使收入差距有所擴大。

　　社會保障問題涉及社會經濟民生，研究的主要關注點現在看，不應是賬戶問題或精算問題。在進行戰略思考、頂層設計和政策制定時，要始終保持的關注點是第一支柱（社會保險）。在城鎮就業的60%以上都具有非正規性的情況下，第二支柱（社會救助）、第三支柱（普遍福利）的作用很有限。

　　解決問題的出路仍然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正如經濟學家凱恩斯1930年在《我們子孫後代的經濟可能性》所預言的，勞動生產率會以數倍的幅度提高。雖然現在還沒有實現一周只工作15小時，但勞動生產率確實達到了他的預期。這意味着，人工智能所背書的勞動生產率提高，如今真的成為我們子孫後代的經濟可能性。在這個意義上，現收現付制度是合理的，是實現代際轉移、代際分攤、代際分享的制度基礎。

　　人工智能生產率提高後，必須得到分享，而這種分享不會是自然而然發生的。過去人們常常討論的「索洛悖論」，講的就是技術創造和應用在企業之間、地區之間、行業之間是不平衡的，結果只能提高局部生產率，全社會生產率不會自然而然提高，提高了的生產率也不可能在全社會自動得到均等分享，因此必須靠制度安排來解決。我們的基本養老制度，撇開技術細節，核心是應該有助於分享現在和未來的生產率提高。

　　基於以上分析，筆者提出兩點研究建議，希望學界和政策研究界進一步研究關注。

　　首先，建立普惠性社會保障體系。按照人工智能時代對普惠性社會保障提出的更高需求，可以借鑒一些廣為討論過的制度形式。1）把最低工資制度改造為「生活工資制度」，即按照社會必要的生活標準，保證就業者的基本收入。2）考慮「無條件全民基本收入」的做法，以應對人工智能對工作的長期、根本性替代。3）無關繳費、無需身份識別的全民養老金制度。當然，任何制度形式都不能全盤照搬，但其中一些理念，完全可以融入既有的安排形式中。

　　目前中國的城鄉居民養老保險有着天生的優越之處：一是由中央政府直接推動建立和管理；二是極低的繳費門檻和要求；三是幾乎不需要識別即實現全面覆蓋。這些普惠特點值得發揚光大，應該順勢而為把目前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完善成社會養老金。中國需要一個社會養老金制度，任何國家最終都要靠這樣的制度才能實現應保盡保。特別是在人工智能時代，在相當程度上制度已經識別不出來誰是懶漢、誰不是懶漢；誰的人力資本決策做對了、誰做錯了，所以普惠是最好的選擇。

　　打破現收現付悖論

　　其次，重新思考名義賬戶制。世界銀行曾向中國推薦名義賬戶制，站在現在的立場上看，這一建議值得重新思考，其中可以借鑒的理念和做法就是「記賬」。繳費被記錄下來，但不必做實。現收現付制度留給後代是沒有問題的，但是確實需要記賬，記賬一是可以解決退休年齡調整的制度化問題，二是可以解決收支結餘水平制度化問題──我們不能一廂情願地認為減支增收就是好事、結餘就是好事。實現制度化，就意味着提高現收現付制繳費的積極性和預期的穩定性。

　　筆者多次講到，不僅中國的老年人不敢消費，其實勞動年齡人口也不敢消費，因為後者面臨一個所謂「現收現付悖論」，他們要繳費，要贍養家裏的老年人，還要給自己進行預防性儲蓄。如果用名義賬戶制良好解決預期問題，這個悖論就可以被打破。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