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一半是「財」，一半是「政」。政府間財政關係，並非簡單的財政收支劃分和轉移支付，而與經濟社會發展、資源配置效率、公共民生服務等因素高度相關。無論是「六省一市養全國」，還是「僅有上海有財政盈餘」，此類坊間說法均只觸及到中國財政形勢和財政體制機制的表面，要進一步探討中國推動區域經濟均衡發展的理念，才能理解分稅制和轉移支付制度的深刻含義。以下是關於財稅分配的五點真相：

　　一、中央宏觀調控力增強

　　首先，1994年分稅制改革增強中央宏觀調控能力、提高了國民經濟運行效率，與市場經濟體制相匹配，具有歷史的必然性與必要性。1994年前，中央對地方施行包乾體制，在一定程度上調動了地方積極性、促進了中國經濟的發展。但財權集中在地方，導致中央財政過分依賴地方上交，20世紀八十年代，中央財政支出的近50%來源於地方上交，中央宏觀調控能力下降。

　　伴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目標的確立，包乾體制已經不適應改革和發展的需要。

　　1994年分稅制改革後，中央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佔比上升，中央與地方形成兩次分配關係。第一次分配按照分稅制的財政管理體制，中央和地方劃分稅種和收入，分為中央稅、地方稅和共享稅，同時，稅權高度集中，稅收立法權統一於中央。第二次分配則通過中央統籌，對地方進行各類「補助」，其中中央對地方的轉移支付制度是重點，意在均衡區域間的財力，促進各地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二、各地經濟發展不平衡

　　其次，儘管近年來中國經濟快速騰飛，但與發達經濟體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區域間經濟發展不充分、不平衡的問題長期存在，自然會導致少數省份對國家財力有淨貢獻、多數地區需要中央補助。經濟與財政是一體兩面的關係。從經濟地理發展條件來看，中國經緯跨度大，海拔差異明顯，地形地貌變化多樣，資源礦藏各有不同。各地迥異的自然經濟地理條件為經濟差異化發展埋下了伏筆，也導致地區間財力差距必然存在。而中國在東部沿海地區率先實施了一系列地方性的改革政策、優惠政策推動中國經濟快速騰飛，自然會導致少數省份對國家財力有淨貢獻、多數地區需要中央補助。

　　三、補貼落後地區有必要

　　其三，中央對發展落後地區的「補助」是應有之義，經濟發展落後地區人民仍需享受基本公共服務，共同富裕要求中央增強轉移支付調控能力與力度，推動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從公平的角度來看，經濟發展並不是追求數字上的增長，本質是為了確保國家長治久安、人民安居樂業。因此，經濟發展不均衡，需要中央統籌提供補助。

　　四、補償中西部人口流出

　　其四，經濟發展領先地區的發展成果不是其單打獨鬥的結果。改革開放後，中國中、西部地區為東部地區工業經濟發展貢獻了大量勞動人口，區域間人口流動推動東部地區經濟快速崛起。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要素，人口的地區間流動不僅促進人力資本的再配置，同時也推動了資金、信息、技術等要素的跨區域流動。作為人口流出地的部分中西部地區，青壯年勞動力流失，工業化經濟發展受阻，地方財政創造能力弱；留守老弱孕童，進一步給當地教育、社會保障、醫療保障等相關財政支出增添負擔。以常住人口減以戶籍人口衡量人口流入流出，2019年黑龍江、湖南及安徽是中國人口流出最多的三個地區，人口流出分別為49.6萬、27.8萬及27.4萬人；廣東（96.8萬人）、浙江（52.5萬人）及江蘇（39.9萬人）人口流入最多。中央對人口流出地的轉移支付一定程度上補償了中、西部地區對東部地區經濟發展的勞動人口貢獻。

　　五、全國一盤棋推動發展

　　其五，全國上下一盤棋推動經濟共同發展，不同地區功能及戰略定位有差異，對國家發展的貢獻不能僅用對財政的貢獻度來衡量。中西部地區除了通過人力資源、能源資源等方面為東部地區發展做出直接經濟貢獻外，還通過守護國家邊防安全、糧食安全、生態環境保護等方面，為其他省份經濟發展騰挪空間、解除後顧之憂。

　　總體來看，在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區域經濟既有分工，又有合作；既有分化，又有協同。分稅制下財政資源「調配」有利於促進發揮地區的要素稟賦、資源稟賦，提升經濟運行效能。市場經濟下勞動、資本與土地等生產要素結合創造的財富，通過財政政策進行再分配，提高了中國居民整體生活水平及質量、推動了產業的升級與分工，並通過公共服務均等化，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區域間發展不平衡的問題，推動了區域經濟協調發展與共同富裕，保障了國家的長治久安與人民的安居樂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