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分析指，縣域城鎮化會更靠近土地和糧食，縮短了從城市向農地的資源配置距離。/新華社

　　大城市和都市圈，是發達文明社會的象徵。其代表着更廣泛的分工合作，更大規模的思想知識集聚，以及更加開放包容的市民心態。這些超級大都市，往往都是國際化程度高的城市。在以知識經濟、技術創新、信息網絡為主導的產業範式下，大城市具有明顯的規模效應和集聚效應優勢。城市化的規律表明，當一個國家的城市化率接近70%的時候，超級大城市崛起是必然的事情，而2021年中國的城市化率已經接近65%。

　　當然，超級大城市也意味着挑戰。在這裏尚且不說備受爭議的資源消耗和環保問題，我們關心的是這些超級城市的管理和治理水平。一方面，對一個城市的管理者來說，他們可能面臨着與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完全不同的城市社會；另一方面，對城市居民來說，面臨着從村民、工人向市民的身份轉換。如果說在過去的鄉村和大工廠時代，人們以血緣、村落和工廠為集體型身份認同，那麼在大城市裏面，市民面對的是原子化個體，市民身份的定義和功能需要經歷足夠長的適應時間。很簡單，城市是陌生人的集聚，熟人社會的鄉紳治理和無訟狀態已經不復存在，必須以法制作為前提。

　　產業布局去中心化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從底層上改變了中國已有的、以空間擴張和「基建─土地─債務」為主導的城市化模式，尤其是以全球化、國際化和數字資本擴張為時代主題的超級大城市。中國自去年下半年以來對無序資本和房地產債務的治理，實際上表達的也是對這種可能失去控制的超級城市化的憂慮和不滿。而爆發自2020年的新冠疫情，又進一步加速了大城市化的解構。人們突然發現，當Omicron變種病毒來襲時，對一個超級大城市的靜態管理是無比困難的。即使能以強大的行政力量進行管控，但又面臨着種種困難。人們在此時感受到了在大城市瀰漫的脆弱、焦慮與迷茫。

　　而站在國家意志的高度，在當前境內外政治經濟格局劇變的大環境下，可能考慮的並非僅僅是如何讓城市變得更加精緻、法制化和現代化，而是一個安全穩定和持續生存的問題。如果基於這種考慮，就必須放棄大城市化，重新將目光和資源轉向廣大農村和縣城。因為在這片更加廣袤的鄉土中國大地上，生活生產可能變得相對粗糙了一些，但是能源、資源和糧食有了基本的保障。如果說和平與發展主題下，大量農民放下手中的「飯碗」輕裝進城，那麼在大變局的新主題下，國家必須從下沉的城鎮化甚至是去大城市化潮流中，尋找新時代賴以發展和生存的根基。或者，構建新的緩衝地帶。

　　從國家安全的極端情形來看，超級大城市尤其是東南沿海大城市，就像是把「所有的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裏」。一旦這幾個大城市出了問題，全國的內循環系統就遇到阻梗。如果回想上世紀60年代的西南新三線建設，就會理解國家安全背景下的城市化布局。也應該看到，西南地區之所以後來能湧現出眾多經濟實力較強的縣城，也並非是偶然。所以今天，我們需要重新考慮產業與供應鏈的「去中心化」分散布局，這樣做的好處除了安全穩定的考慮外，還可以通過產業化帶動新的城鎮化，解決縣域城鎮在大城市化過程中遭遇到的虹吸效應。

　　然而，上述過程中首先有個矛盾需要在縣域城鎮化中解決，那就是第三產業或現代服務業的崛起，本身是需要大城市和超級城市的。縣域城鎮的產業化，比較優勢是重工業、高勞動密集型的加工業，以及工業化的農業等。因此，這意味着重新向重工業、勞動密集型工業的回歸。但鄉鎮企業能否再度崛起，以形成縣域城鎮化作為產業支撐，我們還需要觀察。

　　緩解糧食安全危機

　　其次是鄉村振興戰略中的人才和資源再配置問題。如果城市化的主戰場一味定格在大城市，資源和人口一味向超級城市集中，那麼這些城市需要誰來供養？鄉村振興的戰略半徑是不是距離資源和政策中心過於遙遠？投身於農村的年輕人才的住房、子女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如何解決？他們更高品質的生活追求（比如喝一杯星巴克咖啡，看一場話劇等）如何滿足？更高的創新思想和精神交流活動如何實現？城市更加靠近鄉村，那麼人才也就會更願意長期留在鄉村，以人為本的城市化才能真正的實現。否則投身於鄉土的年輕人總是遙望城市。縣域城鎮化是解決這個問題的一個路徑。

　　第三個問題可能比較迫切，就是大變局中的糧食安全。如果說在全球化崛起年代，中國依靠廉價的全球糧食市場，讓數億農民和大學生從鄉村土地湧入工廠、工地和城市辦公樓的時候，那麼在去全球化、貿易脫鈎、文明衝突的大背景下，城市還能不能以低廉的糧食成本養活和承載這麼多的人口，就需要引起高層決策者的思考。尤其是俄烏衝突還在發酵，烏克蘭是世界大糧倉，眼下糧價在瘋狂上漲。而美國、巴西等國作為中國主要的糧食進口國，又受制於國際政治格局大環境，稍有不慎就會引發供給短缺。「飯碗要端在自己手裏」，固然是一種源自對抗時代的焦慮，但是在複雜的大變局背景下，也是國家的一種本能反應。要保證糧食安全，要養活八億城市不從事農業勞作的人口，必須走農業工業化道路。縣域城鎮化會更加靠近土地和糧食，縮短了從城市向農地的資源配置距離。

　　大城市的就業飽和問題也日益突出，年輕人需要重新從鄉土中國裏尋找實現價值的機會。當然，按照發達國家的城市化規律，大城市的超級規模效應和網絡湧現效應，第三產業、知識經濟、創意經濟、消費型社會的崛起，都將大大增加了城市中的就業機會。

　　然而，當前中國正在對互聯網平台、大金融產業、房地產債務、傳媒娛樂等行業進行整頓，導致上述行業正在大幅裁員，同時又有一千多萬的應屆生即將畢業。民營企業家的信心和預期又嚴重不足，不會大幅度投資和招聘。可以說，大城市已經無法承載這麼多的年輕人，那麼他們將向何處去？通過推動縣域城鎮化，廣闊天地、大有所為，縣城有機會成為就業蓄水池的「濕地」。

　　與管理一個複雜的大城市相比，管理一個小規模的縣城可能相對簡單，減少了管理者的制度變遷和人才壓力。大城市固然可以通過規模效應降低運營成本，通過知識集聚中的外溢效應提高市民素質，但或許並不能匹配公共治理者的認知結構──城市大到一定規模，就需要提高社會治理、自治理、第三方治理的能力。當大城市的複雜治理需求越來越高，但公共部門的治理能力和公共服務及產品的供給跟不上時，那麼城市化的下沉就不可避免。而疫情的發生加速了這一切的變化。很顯然，封控、隔離等靜態管理措施，在一個縣城實施要比大城市容易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