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分析認為，全球高通脹風險短期內難以消退。/法新社

　　全球產業鏈重構成為了後疫情時代最為迫切的議題，這其中涉及到兩個層面：一是全球產業鏈受到政策與環境兩個變量影響，全球疫情散發和波動仍有一些局部擾動；二是地緣政治局勢變化成為全球產業鏈重構的新變量，尤其是俄烏局勢和其他地區的不穩定因素劇增，造成能源、糧食、農產品等進出口商品受限。多重因素帶動全球市場走向「高成本」時代，亦將可能制約或延緩全球化重啟進程。

　　由於近年來國際局勢變化和新冠病毒衝擊等影響，全球產業鏈或主動或被動地在加快重構進程，其中一些主要經濟體在政策層面提出了產業鏈重構計劃和舉措，而跨國企業和國際資本也在加快調整布局。

　　一是全球主要經濟體推動產業鏈重構進程。目前歐美等發達經濟體已陸續制定和推出了一系列產業鏈供應鏈重構的計劃或舉措，這些措施既有對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的審查，也有對重點進出口商品和技術的管制，一些新興經濟體也提出包括限制重點能源、有色金屬和糧食等出口。

　　近期美國公布的《美國競爭法案》（2022）提出對半導體芯片產業領域的支持和補貼，包括將為半導體芯片產業撥款520億美元，引導芯片產業回流，改善供應鏈。前不久歐盟公布的《芯片法案》提出，歐盟將投入超過430億歐元公共和私有資金，用於支持芯片生產、試點項目和初創企業，以保證歐盟地區的半導體供應鏈穩定並減少外部依賴。同期，日本眾議院通過了「經濟安全保障推進法案」，旨在保障半導體和醫藥品等「特定重要物資」的供應穩定，並賦予政府對企業供應商進行調查的權力。

　　種種跡象表明，歐美等主要經濟體將加快圍繞核心技術和關鍵領域制定供應鏈戰略和審查制度，這些政策機制預計將會加速全球產業鏈重構。

　　二是跨國企業主動或被迫調整戰略和投資布局。隨着全球步入後疫情時代，跨國企業也不同程度受到了全球產業鏈重構的影響，為確保自身的產業鏈和供應鏈安全穩定，一些跨國企業正在加快調整布局，減少對外採購依賴和實施供應鏈多元化戰略。

　　根據麥肯錫（2020）的報告估計，未來五年全球貨物出口的16%至26%（價值2.9萬億美元至4.6萬億美元）將有可能轉移到新的國家。我們可從兩方面原因分析：一方面是由於全球疫情的持續散發和波動，產業鏈布局較廣的跨國企業被迫承受巨大的損失，產業鏈供應鏈中斷，另一方面在於歐美等國政府着手制定嚴苛的供應鏈審查機制，驅使跨國企業不得不調整戰略投資布局。

　　近段時間以來，俄烏衝突局勢惡化導致許多當地的跨國企業或轉讓股份、或暫停投資，如英國石油公司放棄了與俄企長達三十年的合作，急於將持有的股份出售。從未來趨勢看，由於地緣政治局勢變化和制裁升級等因素，更多的跨國企業將因產業鏈重構付出更大的成本和代價。

　　保護主義加劇貿易摩擦

　　眾所周知，全球化進入到了新階段，其中全球產業鏈重構成為了重要驅動力，二者互相交織，使得後疫情時代的全球經貿復甦更具不確定性與不穩定性。在劇烈變化的背後，全球化重啟也變得異常困難。

　　一方面，全球產業鏈重構增加了全球化重啟成本。近幾年，由於貿易保護主義思潮和「逆全球化」思潮甚囂塵上，不僅一些以自由市場經濟模式為導向的主要經濟體加快推動產業鏈重構，發達經濟體設置了較高的貿易壁壘並發起「關稅戰」，一些新興經濟體也被迫實施產業鏈保護措施，包括對關鍵能源、糧食和其他大宗商品的出口，導致國際市場出現越來越多的貿易摩擦與爭端。數據顯示，1995-2020年全球發起貿易救濟原審立案累計達6800多起，其中2020年共發生422起，同比增速達45%，達到了自1995年以來的立案數量峰值。

　　原本國際貿易發展環境並不穩定，加之全球疫情影響，導致未來的國際貿易復甦預期也在削弱。近期，世界貿易組織（WTO）將2022年全球經濟和貿易增速預期分別下調1.3和1.7個百分點。全新的貿易壁壘、頻繁的貿易摩擦，以及惡化的國際貿易環境等因素綜合影響，無疑會增加全球化重啟的成本。

　　另一方面，地緣政治局勢變化帶來新的不確定性。地緣政治局勢的變化經歷了一個此起彼伏的波動，近年來全球經濟復甦分化和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更加突出，潛在的地緣政治風險逐漸顯現出來，給全球化重啟帶來變數。

　　其一，近年來國際經貿合作的外部環境持續惡化，如近期爆發的俄烏衝突等，在制裁升級和極限施壓背景下導致局勢短期難以緩和，迫使諸多跨國企業和國際投資轉移，削弱了全球產業鏈的穩定性；其二，國際治理層面的碎片化趨勢仍未能改變，前期一些國家和地區肆意破壞國際組織權威性，包括退出國際組織、延交會費及出現制裁國際組織的不利情形，由此導致全球產業鏈的合作機制被破壞，貿易摩擦和貿易爭端增多，國際機構和多邊組織難以發揮更大的作用。

　　國際合作共識正減弱

　　全球產業鏈重構既有主觀政策因素（如貿易保護主義、政府管制或制裁升級等），也有客觀環境因素（國際格局變化、地緣政治、新冠肺炎疫情等），致使全球產業鏈重構加速演變，給國際社會帶來深遠影響。

　　其一，國際經貿復甦面臨更大的阻力。過去一段時期，全球化合作之所以能夠加速推進，既要歸因於市場經濟的理念不斷深入，跨國企業和國際資本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為國際分工和貿易往來創造了良好的發展環境，又因互聯網和科技革命的驅動，極大地改善了國際經貿合作的發展條件，促進了更加頻繁的資金、人才和技術的全球化要素的流動。但目前全球產業鏈重構加速演變，不可避免增加了全球化重啟的成本，並無形中增加了國際貿易合作的門檻，出口限制和產業回流不利於國際經貿復甦，更製造了新的貿易摩擦和貿易爭端，為貿易保護主義盛行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其二，高通脹的風險短期內難以消退。隨着全球逐步進入到後疫情時代，全球各國普遍面臨高通脹壓力，不僅歐美等發達經濟體的通脹率不斷攀升，美國和歐元區目前的通脹率分別高達8.5%、7.5%，還未出現見頂的趨勢，而且新興經濟體的通脹率也達到了歷史高位，部分國家和地區超過10%甚至20%以上，被迫採取多輪加息操作，輸入型通脹壓力尤甚。拋開貨幣供應和需求增加因素，全球產業鏈重構所引發的供應短缺、出口限制等更加劇了全球通脹風險，跨國企業被迫調整轉移，無疑會增加供應鏈成本。

　　其三，全球市場的合作共識正在被削弱。全球產業鏈價值鏈環節中，發達經濟體仍佔據主要的位置，獲取了更多的綜合收益，新興經濟體更多集中於中低端，而一些發達經濟體率先推出產業鏈重構計劃，重點強調保障供應鏈安全並減少依賴性。同時，全球產業鏈重構直接導致全球市場的要素流動受阻，過去所依賴的全球市場的合作共識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驅使產業鏈區域化趨勢逐漸增強，為縮短全球供應鏈的距離，雙邊或多邊的自由貿易合作也在明顯加快。

　　近期，《越南與英國自由貿易協定》正式生效，越南與英國的貿易合作將更加緊密，歐盟和印度在時隔八年後重啟雙邊自由貿易談判。

　　重構產業鏈成為大趨勢

　　當前全球產業鏈重構已經不再是單純的商業貿易問題，而且能夠深刻影響全球化重啟趨勢。未來的趨勢或包括兩個方面：其一是全球產業鏈重構的趨勢受到貿易保護主義的驅動而加快，由此造成全球化重啟的成本上升、阻力增加，即所謂的「高成本時代」；其二是全球化產業鏈重構已經在跨國公司布局和國際資本流動的加快驅動下加速形成，這些新的變化將會深刻影響未來的產業轉移、科技革命以及國際貿易格局，同時這種趨勢也是不可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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