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分析認為，中國要想實現經濟騰飛，脫離經濟落後局面，首先解決的是工業資本的原始積累問題。\新華社

　　改革開放後，加入WTO（世界貿易組織）和次貸危機以來，中國積累的原始資本、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風口已經不再、賽道擁擠不堪、產業政策轉變，社會資本需要重新反思和定義自己的屬性和角色，才能適應新時代的新要求。

　　十年前，資本信奉的是「風口哲學」，「只要站在風口上，豬都能飛起來」。當時萬眾創新、大眾創業的口號才剛開始，資本的一級和二級市場兩旺。五年前，很多「會飛的豬」開始被打回原形，不得不在地上奔跑，於是開始信奉「賽道哲學」。尋找最佳賽道並搶先起跑，成為資本在一段時間都認可的投資邏輯。只是，很多時候賽道似乎過於擁擠，一不小心就成了「抱團炒作」。一年多以來，資本見識到了國家政策的「刀口」。從螞蟻金服上市夭折開始，「防止資本的無序擴張」成為官方主流語境，反數字平台壟斷成為決策層近期的主要任務和使命。

　　十年間從風口到刀口

　　如今在宣告完成解決絕對貧困的百年任務之後，一個新的百年任務正在決策層達成共識並全力推進：解決相對貧困，即貧富差距過大問題。在此趨勢下，政策聚焦在製造社會問題、加劇貧富分化和激發階層矛盾的「惡性資本」，主要包括：與權力勾結，引發官員腐敗的尋租資本；與房價泡沫有關，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房地產資本；與壟斷與無序擴張有關，引發侵犯私人隱私和國家安全問題的數字平台資本；與盲目舉債有關，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地方政府平台資本等。在決策層看來，這些資本改變了服務實體經濟、服務社會和高質量發展的初心，生產屬性異化為分配屬性。

　　人們日益發現，有越來越多無法依靠市場經濟來解決的領域，即市場失靈的範圍越來越大。或許本身不是市場自身的原因，而是市場的基礎設施和配套措施不夠。從長遠的整治舉措來看，應該強化和完善市場經濟的基礎設施，比如法治建設、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現代意識和價值觀的培育等。市場經濟並不是「金錢萬能」，而是有其更加深刻的社會和制度涵義。然而，遠水解不了近渴，當務之急所做的，只能是用政府的有形之手，解決無形之手的「無序盲目」擴張。

　　因此，未來十年，資本最需要尋找的不是風口、賽道，而是價值觀和合法性來源。如果說改革開放前三十年，中國資本以實體經濟的產業資本為主，那麼最近十年，則是以金融資本、投機資本和套利資本為主。用一個煤老闆的朋友話說：「這些錢賺的太容易了，該怎麼花？」花在不同的地方，雖然是資本主義的自由，但對社會經濟造成的影響是不一樣的，資本的逐利性正在破壞良性的經濟產業結構。

　　一方面，過剩的投機資本對毛利率越來越低的實體經濟和製造業不再感興趣，另一方面資本的過度投資帶來的原材料、房租等的漲價又進一步壓榨了產業資本的利潤，最終形成了「金融化──實體利潤減少──資本逃離實體──進一步金融化」的惡性循環，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的關係變得越來越緊張。

　　在社會問題、全球共同問題（如生態危機）越來越多的當下，人們的投資理念，對資本的深層認知，以及資本自身的價值理念也在不斷的發生變化。當前流行的ESG（環境、社會、治理）投資、慈善基金、非營利平台組織等，就是資本超越狹義的商業利益對社會責任的擔當。其實這也不是什麼「主義」和高尚道德，而是很簡單的道理：如果貧富差距等問題導致社會生態惡化，又或過度的商業開發和生產導致自然生態惡化，資本積累再多、賺錢再容易又有什麼用？資本從商業屬性轉向社會屬性，在一定範圍內承擔起該承擔的社會責任，不僅是為了他人，也是為了資本家自己。

　　經濟騰飛與資本積累

　　人類進入工業社會後，資本就取代勞動力和土地成為經濟增長的核心要素，經濟的增長和波動都主要圍繞着資本的力量進行。雖然現代增長理論強調的是創新，但是創新只有形成資本，無論是物質資本還是知識資本，才能真正直接的推動經濟增長。宏觀經濟學增長理論中的資本，指的是實體經濟的產業資本，真實商業周期中的實體資本。金融資本並沒有考慮在內。

　　因此，中國要想實現經濟騰飛，脫離經濟落後局面，首先解決的是工業資本的原始積累問題。但到底是先有經濟騰飛，通過經濟騰飛的剩餘積累資本；還是先有資本積累，通過資本助力經濟騰飛，這本身就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這需要從歷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中尋找答案。

　　中國自鴉片戰爭的三個甲子年以來，無數仁人志士的理想就是由一個農業社會轉型為工業社會，從而可以與西方列強一樣，更好的利用機器等工業資本的力量，擺脫被殖民的命運。這個理想經歷了無數次內憂外患，都沒有成功的實現，只有當歷史完成了兩次躍遷：第一次是新中國成立，改變了一盤散沙、軍閥混戰、外敵入侵的混亂局面，形成了強大的國家力量和穩定的社會環境，並初步建設了有利於工業資本積累的基礎設施，同時解決了一些基本的國民問題，比如基層醫療條件，消滅了主要的傳染病，將人均壽命提高了近一倍。

　　第二次歷史躍遷是改革開放，用市場化的機制動員基層力量，每個人、每個基層組織都參與到經濟建設中，改變了過去計劃經濟的信息貧乏和供給短缺問題。可以說，市場是點燃中國工業化浪潮最關鍵的一步，繼而隨着經濟的增長，市場化也就帶來了資本化──直到中國經濟步入資本驅動型增長模式後，才算真正進入了羅斯托的「經濟起飛階段」，之前的時間是在醞釀和蓄力。

　　在解釋中國經濟增長奇跡的諸多理論中，地方政府錦標賽制度是最有說服力的假說之一。改革開放以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取代了階級鬥爭為綱，地方政府官員的考核導向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經濟發展績效（GDP論）替代了政治鬥爭。於是，一個奇特的景觀在中國廣袤的土地、56個省市自治區出現，各個地方官員就像各級公司的董事長、總經理，各級管理層幹部，像經營企業一樣經營地區，全力發展當地的經濟。

　　在此過程中，在改革開放初期，招商引資是最主要的手段，利用國內外資本的力量來發展當地經濟，提高稅收和就業。到現在我們也能看到，省長和市長奔波在國內外宣傳介紹自己治下的地區，以吸引更多的資本入駐。而國外資本是更加重要的，因為在改革開放初期的一個理念是，吸引外資同時意味着引進國外先進的管理經驗和技術。因此，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資的考核方面，引進外資的考核權重往往會高於內資。

　　從這段歷史來看，答案似乎傾向於「先有資本積累，再有經濟騰飛」，但其中最關鍵的一點是，改革開放最初的十幾年（1994年以前），中國的制度環境和意識形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才讓民間資本放心的積累，外國資本放心的進來。這個階段積累的主要是能帶來就業、稅收、創新、技術的產業資本，尤其是能創造企業家精神的產業資本，是先進的生產力，是真正服務實體經濟或者本身就是實體經濟的資本。

　　彼時美國次貸危機還未爆發，債務型經濟還沒形成，貨幣還沒有極度的「超發」，各個省市地區招商引資的很少有金融機構，也很少有地方提出要建設金融中心。可以說在這個階段：資本是生產性的，而非分配性的。前者用來投入真實的擴大再生產，後者進入了房地產、交易性金融資產領域，異化為債務、投機和壟斷資本。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