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開年不到一個月，深滬杭等內地一線城市就推出更加嚴厲的樓市新政，目的據說是要把剛剛露頭的房價上漲苗頭扼殺在萌芽之中。比如，杭州市政府就宣布了「五年限售」等措施，上海也收緊了對「假離婚」的認定標準，而各地都對房貸的放貸標準加以清理，試圖從資金來源上減少對住房的需求。

　　其實這些政策，與這些年來的限購限價一脈相承。其核心要旨就是利用戶口制度對消費者的身份識別，推出價格歧視政策。這種價格歧視在經濟學上並非新鮮事物，本科生的課堂上就講過多次，在現實世界中也早有實踐。比如你買火車票就需要實名認證，給學生的優惠票價，可以和成人票價不同。不過，學生不能因此而轉賣火車票牟利，因為實名認證的緣故，成人拿着轉買來的學生票是不能乘火車的。

增加供給才是癥結

　　現在的樓市限購政策中，對新房做了一定限價，使得新房變成了火車票裏面的學生優惠票，同時又沒有辦法完全杜絕買到低價新房的人轉售，所以低價新房成為一個牟利工具，不管你是不是真的需要住房，搖號去買新房總是一個合適的選擇。於是，「房住不炒」的政策衍生出一種新的炒作方式，明顯上升的新房價格被人為抑制住了，但大量資金集中到「凍資搖號」的狂歡中，樂此不疲。我們在股市上推廣註冊制，試圖消滅新股發行中的所有弊端，在樓市上卻被再一次建立起來。新房類似於新股，買到即賺到。在這樣的預期下，房屋質量和實際住房需求都讓位於對差價的渴求。難道這不是一種新型的炒作？「房住不炒」變身為「新房要炒」。

　　限價，在中國經濟增長過程中，是使用頻率最高的一種政策措施，但其效果往往並不好。八九十年代剛剛改革開放的時候，我們對商品價格有着大量的限制措施，於是形成了所謂的價格雙軌制，滋生了大量的腐敗行為。如果大家看看年初剛剛播放的電視劇《大江大河》，以及再早一些時間播出的時代劇，比如《溫州一家人》、《雞毛飛上天》，都對這個價格雙軌制有過生動的描述。價格雙軌制並沒有能夠抑制住物價的上漲，最終讓中國市場經濟走向平穩的還是生產供給能力的提高。今天我們不再搶購電視機電冰箱，是因為我們有了足夠多的產能。

　　那麼房價能夠通過行政性的限價措施永遠不上漲嗎？顯然也不能。如果我們不能通過產能的提高增加供給，那麼所有的限價最後都會通過市場機制而歸於失敗。

　　如何才能增加住房供給能力呢？其實並不複雜，辦法有很多，並不僅限於增加土地供給，多造房子。假設我們現在放開上海的戶口限制，允許長三角那幾個人均GDP相差不多的城市互認戶籍，仿照歐盟建立一個「長三角共同戶籍」，實現人口的有限度自由流動，讓這些城市人口和上海戶籍人享受同等的社會福利，比如長三角的學生統一高考模式和分數線，長三角的醫保標準統一並統籌賬戶。那麼原來的上海戶籍的福利優勢不再成立，也就相當於把原來全部的長三角住房供給量（往往和戶籍聯繫在一起）變成了未來的上海住房供給量。這樣一來上海這個一線城市住房供需矛盾就會相對緩解。當然，這樣的設想一定過於簡單，實際操作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細化方案，但是增加供給的方向總是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