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香港的路牌見證着發生在這片土地上的故事/作者供圖

　　那個一頭蓬鬆鬈髮的漢密爾頓—戈登先生，每周末我都會在路上見到幾次。他作過英國的外相和首相。他離我住的地方只隔着一條街……我說的是那條以他命名的街道。香港有許多以英國官員命名的街道。雖然人們對這些異國名字見怪不怪，但未必知道這些路牌隱含着權力與歷史的密碼。

　　大量以人名命名的街道是香港城市文化的一個特點，而在中國其他城市極少看到冠以人名的路牌，更看不到以英國人命名的街道。例如在北京，除了孫中山、張自忠等三位抗日英烈之外，再無以其他現代名人命名的街道，即使毛澤東、鄧小平也未享有這種殊榮。不以國家領導人的名字作地名、街道名，這是毛澤東親自立下的規矩。在當年社會主義陣營的十幾個國家中，中國是唯一作出這樣規定的國家。今日在中國一些大城市中所見的「中山路」、「張自忠路」都是過去國民黨當政時留下的。

　　香港以人名命名街道是跟從英國的傳統。表面上看，這是表彰和紀念那些人的軍功政績，但其實還有更重要的功能：用這些符號來體現英國管治香港的權力。最明顯的就是那些以英王、英國內閣大臣及港督命名的街道。

　　除了宣示權力之外，路牌還具有講述歷史的功能。例如那些以鴉片戰爭人物命名的街道，它們的名字可以連成長長的歷史文本，告訴我們英國殖民者如何來到香港：

　　「鴨巴甸街」是以英國政治家鴨巴甸四世伯爵命名。他的本名是喬治．漢密爾頓—戈登（George Hamilton-Gordon）。一八四一年至一八四六年，他在卑利（Robert Peel）首相的內閣中擔任外相。中英第一次鴉片戰爭是在上屆政府──蘭姆（William Lamb）內閣的後期爆發的。卑利內閣上台後，便由漢密爾頓—戈登主導制定對華政策。他秉承前任外相亨利．坦普爾（Henry Temple）的「炮艦外交」，強迫清朝政府接受不平等的條約，開放五個通商口岸及割讓香港。

　　「士丹利街」是以作過三屆英國首相的愛德華．史密斯—士丹利（Edward Smith-Stanley）命名。一八四一年至一八四六年他在卑利內閣擔任殖民地大臣時，正值在中英第一次鴉片戰爭，他是負責中英談判具體事務的內閣官員。據說他對佔領香港的意義以及香港的前途一直存有疑慮。可能因為這個因素，他力主把香港建成貿易自由港。

　　「歌賦街」與詩歌詞賦無關，而是英軍將領休．歌賦（Hugh Gough）的名字。他原是駐印度麥索爾的英軍司令。中英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時，他被調來擔任英軍總指揮，取代作戰不利的懿律（George Elliot）少將。香港的歌賦山和「歌賦山道」也是以他的姓氏命名。

　　「砵甸乍街」是以第一任香港總督亨利．砵甸乍（Henry Pottinger）命名，本地華人則習慣稱它「石板街」。砵甸乍原是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官員。中英第一次鴉片戰爭時，他被任命為英方的全權公使，赴南京與道光皇帝的欽差大臣耆英進行談判，代表英國在《南京條約》上簽字。戰後他被任命為第一任港督，但只做了一年便因政見不合而被調離香港。

　　「卑路乍街」是以英國海軍軍官愛德華．卑路乍（Edward Belche）命名。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他作為「硫磺號」（HMS Sulphur）的船長，參加了攻打廣州、舟山等地的戰役。在《南京條約》簽字之前，卑路乍迫不及待、搶先率領英軍在香港登陸，宣示英國正式佔領這個小島。此後，他又趁機對中國沿海水域進行了勘測。

　　「伊利近街」是以英國政治家伊利近八世伯爵命名。他的本名是詹姆斯．布魯斯（James Bruce），作過北美總督、加拿大總督。在中英第二次鴉片戰爭時，他被派往中國，擔任英方的全權談判代表。即是他當年下令英軍搶掠及焚燒北京「圓明園」，並迫使滿清政府簽訂《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將九龍半島割讓給英國。

　　布魯斯的頂頭上司正是那位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在蘭姆內閣任外相的亨利．坦普爾。此時他作了內閣首相。香港的歷史學者通常叫他「巴麥尊」（Palmerston）。其實這不是本名，而是他的貴族稱號—巴麥尊子爵。他不是唯一享有此稱號的人，前後共有四個「巴麥尊」，而他是第三代子爵。坦普爾作過三屆外相和兩屆首相，因強硬推行「炮艦外交」而惡名昭著。他對十九世紀的中英關係有重要的影響，是兩次掀起鴉片戰爭的禍首。

　　所以，這些路牌既是權力的隱喻，也是歷史的見證。雖然鴉片戰爭的硝煙早已散去，但歷史留下的印記每日可見。不過，現在許多人都未必了解這些街道與香港歷史的關係，即使每天與這些歷史人物同行，也視而不見。實際上，香港在歷史教育方面長期存在「失憶」的問題，而這正是造成今日青年人身份困惑的一個重要因素。在香港回歸二十年之後，我們應該怎樣重新講述香港的故事，這仍是一個尚未解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