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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怎樣煉成的

時間:2018-05-28 03:15:40來源:大公網

  圖:許倬雲著《說中國:一個不斷變化的複雜共同體》(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1月)

  《追尋「我們」的根源:中國歷史上的民族與國家意識》是一本論文集,

  書中收入的文章分為四組,

  一是泛論中國歷史上的族群認同、國家認同以及二者之間的關係;

  二是評估歷史上各少數民族對中國歷史與文化的積極貢獻;

  三是蒙古帝國和元朝的關係;

  四是從回族、滿族為例分析民族認同和民族形成。

  這二十多篇文章或長或短,

  體裁各異,

  有學術論文,

  有學術散文,

  有書評和讀書劄記,

  也有論戰文字;

  不過,所有文章都或近或遠指向一個共同的話題,

  就是如書名所示中國人頭腦中的「我們」是如何形成的,

  或者說,觀念意義上的「中國」是怎麼形成的。\尼三

  實際上,近年來這已成為一門「顯學」。許倬雲的《說中國》、葛兆光的《宅茲中國》、許宏的《何以中國》等不但在學界廣受好評,而且引起大眾關注,成為一種文化現象。應該說,認真思考自己從哪裏來,是探明將往哪裏去的前提,也是民族意識充分發育、民族自信不斷確立的表現。這充分說明,隨着我國國力不斷強盛,逐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我們對自己的歷史有了更深刻和理性的認識。

  兩種國家建構模式

  我以為,本書最有啟發的是把中國歷史文化和國家建構形成、發育和成熟的漫長歷史過程,概括為「從南向北」、「由北到南」、「自東往西」這三個主題詞。所謂「從南向北」是指今天中國境內人口的絕大多數都是在四、五萬年前從南部邊界地區進入中國的不多的幾批祖先人群的後裔,在公元前兩千年之前,「從南往北」探尋生活資源的史前人類,在全國各地留下了許多史前文化遺跡,創造出一幅中國史前文化多頭起源、多元發展、相互影響的局面。「由北到南」則是指公元前兩千年左右,隨着「三代」在華北的興起,華北各史前文化逐漸被整合為一體並跨入文明的門檻。此後,華北成為中國歷史文化不斷向前推進的動力所在,「歷史變遷的空間節奏由『從南往北』轉變為『由北到南』」。直到南宋時期,中國經濟文化重心才完成了從北到南的轉移。

  然而,漢文明這種從北向南擴展的進程,只是就東部中國而言的。要獲得中國國家建構的完整概念,還要考察「自東往西」的過程。正是在這裏,《追尋「我們」的根源》作者姚大力提出了中國歷史上的兩種國家建構模式。一種是外儒內法的專制君主官僚制,漢和唐為其代表。唐代主要依靠由冊封和朝貢制度構成的朝貢體系治理州縣制之外的附屬國家、地區和人群。這套體系被歷代王朝所繼承和發展。但是,這套體系也有適用的範圍和限度,當處於受羈縻地位的邊緣依附者緊貼漢地農業社會沿邊可墾殖地區,並且規模不大時,就有可能逐步被中央王朝「消化」,納入行政管理體系之中,而那些長期沒能被「消化」的附屬者,有的慢慢就會脫離附屬關係,甚至和中央王朝變為國與國的外交關係。歷經宋元明清歷代發展,直到清政府瓦解前夕,尚未完成改土歸流的土司地區的最大範圍,超出黑河─騰沖線之西並不太遠。這也就是外儒內法的專制君主官僚制國家建構模式所能囊括的可以有效治理的最大國土範圍了。所謂「黑河─騰沖線」是一條反映中國人口分布特徵的劃分線。如果我們在黑河和騰沖之間劃一條直線,可以把現代中國疆域劃分為面積差不多相等的東、西兩部分。直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佔據54%國土面積的西半部總人口,仍然只佔全國人口的10%,而將近90%的中國人口,集中在佔國土面積46%的東半部。黑河─騰沖線粗略地勾勒出了近代之前中國大面積宜農地區的西部界限,也可以看作是漢族與其他少數民族分布區之間的劃分線,在這條線以東,除去朝鮮族、壯族、侗族、傣族等幾個農耕民族外,佔絕大部分的是漢族人口,在這條線以西,則是廣大少數民族聚居區。用毛澤東的話說,「我們說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其實是漢族『人口眾多』,少數民族『地大物博』。」這一國情被黑河─騰沖線生動地反映出來。

  既然外儒內法的專制君主官僚制國家建構模式無法向黑河─騰沖線深度推進,中國又是怎樣構建出一個地域遼闊的多民族統一國家的?推動這個歷史進程的制度途徑又是什麼呢?這就要說到書中指出的另一種國家建構模式,即內亞邊疆帝國的國家建構模式,元和清為其代表,「它萌芽於遼,發育於金,定型於元,而成熟、發達於清」。元和清這兩個內亞邊疆帝國「對處於其版圖之內的漢地社會以及漢地邊緣可以採納羈縻建制來予以管治的地區,基本上沿用漢唐式的外儒內法的專制君主官僚制模式。但它們對分布在今日中國佔國土面積一半以上的西北部各大型人群實施治理的體系,則源於另外的資源」。按照這一論斷,目前關於中國歷史的流行敘事就值得反思。因為後者「基本上是把兩千多年來中國國家形成與發育的歷史,描述為由秦漢確立的外儒內法的專制君主官僚制這樣一種國家建構模式在被不斷複製與向外延伸的過程中逐漸調整、充實和進一步發展的過程。」實際上,這一看法是片面的。西部中國的絕大部分區域,很難被改變為「編戶齊民」之地,實現遼闊的版圖只有依靠制度創新。而作為創新成果的內亞邊疆帝國的國家建構模式,不追求漢文化對全部國土的覆蓋,而是「力求把有效的國家治理與保持疆域內各人群的文化多樣性最大程度地統一起來」。正如雍正皇帝所說:「中國(指漢族地區)之統一始於秦;塞外之統一始於元,而極盛於我朝。」兩種國家建構模式的提出,不但揭示了潛藏於歷史風雲中的智慧,而且回答了現代中國版圖如何形成的問題,真讓讀者有豁然開朗之感。

  發覆與別解

  陳寅恪治史多有「別解」,常出「發覆」之論,揭示出人們平時沒有發現或關注較少的歷史現象,並作出新的解釋。《追尋我們的「根源」》中有不少「發覆」之論,讓人讀後久久思考。比如,大家耳熟能詳的抗元英雄文天祥,在被元軍俘虜後,曾對一個前來勸降的從前同事說:「儻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也就是說,文天祥曾設想過在元朝統治下出家做道士,如果朝廷有事,他也願意幫着出謀劃策。可惜元朝沒有給他這一選項,只是讓他在被處死和在朝為官中選擇。文天祥選擇了英勇就義。另一個類似的例子是謝枋得,面對元朝的徵召,他答覆道:「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言下之意也是承認元朝統治的合法性,但本人不願出仕為官。當他被強制送往北京後,和文天祥一樣,也選擇了以死抗爭。文、謝二人之死,並不是因為今天許多人認為的那種民族主義立場。他們所採取的是一種「遺民」立場,它不要求「遺民」拒絕或反抗新王朝的統治,也不要求他們天天伸長脖子朝新王朝吐唾沫,只要求他們不在新王朝擔任正式官員。我們讀史時不能把近代以後形成的民族主義立場硬塞給古人。

  有意思的是,元朝是一個蒙古人做皇帝的王朝,但在滅亡之後依然留下了大批甘心做「遺民」的人,而且其中絕大多數是漢族,還有漢人為了拒絕在漢人建立的明朝做官而自殺。在後世人如錢穆看來,元亡明興是「華夏重光」,但在明初的人看來,這只是一次歷史上常見的改朝換代而已,並沒有賦予它更多的民族主義的內涵。他們談起這件事時,「心中筆下無華夷之別」。那麼,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為什麼在前近代的中國,儘管華夷之辨始終存在,漢族卻總是能接受異族的統治呢?

  傳統的解釋是在「文化至上主義」框架下完成的,即認為「夷夏之辨」實質上是一種文化差異,文化歸屬感超越了政治歸屬感,異族只要認同中華文化,那麼就具有成為中原之主的合法性。姚大力從考察國家觀念出發,對這個問題提出了「別解」。他認為,在中國的傳統時代,一個由非漢人統治的王朝「中國」與作為這個國家中主體人口的漢人的「中國」,二者之間確實會存在緊張關係,但並非不可共存的。「因為傳統王朝的合法性是通過君權神授的天命觀、正統論之類言說來予以論證的。最高統治者與被統治者是否出於相同的族屬,不是衡量該王朝合法性問題的基本尺度。」在近代以前,中國歷史上的國家認同由三個層面構成,第一層面集中在對在位專制君主的忠誠,報國與忠君差不多是互相等同的概念;第二層面聚焦於維繫屬於某一姓的君主統系的王朝,古人說「自古無不亡之國」,這裏的「國」指的其實是一個個王朝。此外,還有第三個層面,就是超越了對某個具體王朝的一個歷時性政治共同體的集體記憶與政治追求的意識。但是,國家認同的核心還是王朝認同,支持明初的元遺民效忠舊朝的,主要也是這種王朝認同。

  重新認識元朝

  說起元朝,我們的感情總是有些複雜。魯迅曾說,聽說「我們」的成吉思汗征服歐洲,是「我們」最闊氣的時代,但所謂這「我們」最闊氣的時代,其實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國,我們做了奴才。呂思勉也說:「蒙古人始終沒懂得中國政治——而且可以算始終沒懂得政治。他看了中國,只是他的殖民地。」陳寅恪的看法則有微妙的不同,他認為:「宋元之學問、文藝均大盛,而以朱子集其大成。……而今人以宋元為衰世,學術文章,卑劣不足道者,則實大誤也。」在這裏,他雖然重點是要說宋文化之高明,但對元也沒有完全否定。

  確實,元朝是「我們」的,然而今天的我們又該如何回望那一段歷史呢。《追尋「我們」的根源》作出了理性的回答:「元朝疆域的幾乎全部核心地區,包括它的政治統治中心,在它治理之下的人口主體,幾乎全都位於今日中國。連元朝的最高統治者自己也宣布,它繼承了漢、唐、宋、金的法統,把本政權看作自漢、唐延續下來的正統譜系的接續者。有什麼理由說元朝歷史不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因此,元朝並非中國歷史上的一種斷裂。相反,元朝創造了唐以後又一次大一統的局面,而且其規模和深度遠遠超過了唐。如前所述,如果不是定型於元的內陸邊疆帝國的國家建構模式,中國今日的版圖是無法想像的。也正是在元代的大一統局面以及它構建的世界體系下,文化在多元碰撞交融下達到了新的繁榮。比如,元朝與基督教文明多有來往;在唐代一度消失了的「景教」,在元代又出現在各地。再如,享有盛名的元青花所需要的原料之一,就是從西亞進口的,等等。

  最後,我想說,《追尋「我們」的根源》是一本史學着作,又具有強烈的現實關懷,它所要完成的並非僅僅是對歷史的回顧和思考,當然這種回顧和思考是最重要的基礎,但它更重要的任務是探尋中國這樣一個多民族統一國家是如何從制度和文化上熔鑄成「我們」的。這顯然是一種穿透歷史時空的智慧。對此感興趣的人,不妨讀一讀這本書,相信會有不小的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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