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作家，或多或少都想為時代留下自己的表達語句。有的寫作者，精力充沛，無間隙地寫。葛亮尊重這種表達方式，但他自己則更看重沉澱，「比如我寫《北鳶》，主要是文化挽救的取向，是想為一眾已經過世的老先生留下些什麼，沉澱就很必要。現在一般是在寫作前，先安放（積澱），再尋找表達的機緣。」

　　從《朱雀》到《北鳶》再到《燕食記》，他分別用了五年、七年、五年完成。葛亮一直在尋找作為敘述者的表達形式，以期在歷史與讀者之間搭建橋樑。小說中的「我」便擔負起此作用。「『我』作為一個當代人，可以和讀者一樣，不斷地提出疑問。然後『我』慢慢地與主人公交融，越來越安靜，再逐漸進入到那個歷史時代的發展過程中去。」比對三部長篇，葛亮說，「《朱雀》裏，『我』的聲音很強；《北鳶》則退居幕後，完全沒有出現；《燕食記》中，『我』則是一種溫暖的存在，他可以陪伴讀者，也可以與讀者之間形成『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的關係。」

　　展現時代變遷，書寫城市故事，葛亮亦堅持「在地化」的寫作，為讀者提供不同的閱讀落點。儘管《燕食記》寫的是嶺南故事，他也注意兼顧北方讀者的閱讀感受：「我認為寫作語體應順應時代，所以書寫時也有技術性的選擇，比如原汁原味使用本地用語時，就會有一定的註釋。書中保留廣東話元素，也能令語感更鮮活，這並不影響北方讀者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