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讀過戰國《孟子．梁惠王上》的一句名言：「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

　　這句話不難解，大概是說要人持着太山跨越渤海，這是「真的做不到」，但要一個人為老人家折取樹枝，而他說做不到，那是不願意做，而非做不到。然而，這句話難懂的問題在於：在林林總總做得到的事情裏，有什麼是我們應該做、願意做，而又有哪些是不可為之呢？

　　十八世紀英國哲學家邊沁（Jeremy Bentham）提議了一個方法，稱之謂「快樂計算」。被譽為「規範倫理學之父」的邊沁認為，行為的對或錯，取決於它帶來的後果，而這就是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邊沁寫道：「最多人的最大幸福，就是衡量對與錯的標準。」

　　按照如此說法，似乎可以有系統地權衡輕重，作出「可以為之」的事情。舉例，一個人勞動而一家人享福是可以為之；犧牲小我完成大我是可以為之；「劫」少數人的富，而濟多數人的貧也是可以為之。

　　但，這說法也似乎會同意：殺一人救十人是可以為之的。這聽起來是否怪怪的呢？邊沁也覺得古怪，所以進一步提出了一個更嚴謹的「快樂計算」方法，即我們必須按照綜合的標準來計算所有行為帶來的快樂和痛苦。

　　這七項標準，包括行為結果的強度、持續時間、可能性、接近性、行為的繁殖力（即它能否營造更多的快樂或痛苦）、純度，以及程度。邊沁認為，只要按照這七個標準來進行「快樂計算」，計算出行為結果的快樂或痛苦之總和，我們便可以知道事情是可為或不可為。

　　不過，我擔心的是：我們不是不想弄清楚該做什麼可以為之的事，而是當我們面對以上這些換算單位不一又概念不清的標準時，我們實在不能理性地去執行這貌似科學的「快樂計算」。換句話說，要執行快樂計算，倒真的是「挾太山以超北海」一般之不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