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官場有所謂「三屠」：曾國藩是「人屠」─殺人如麻有「曾剃頭」之稱；張之洞是「銀屠」─花錢如流水不知「撙節」為何物；張佩綸是「官屠」─作為「清流」班頭，今天參張三明天參李四，筆頭底下不知拔掉了多少頂戴。「三屠」之中「官屠」最令同僚頭疼，對之既恨又怕。

　　「清流」在當年基本上都是「保守派」，站在文化／道德制高點上，對「事夷」的「洋務派」指指點點說三道四，弄得「洋務派」很難受─兩「派」自然勢同水火。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清流」領袖張佩綸，後來卻成了「洋務派」大佬李鴻章的快婿。

　　這種深具傳奇性的逆轉不能不說是緣分使然。李鴻章和張佩綸雖然分屬兩「派」，但他們彼此卻是有緣人─這不僅使他們最終打破「派」的壁壘成了翁婿，而且兩人的關係也頗具傳奇性。從他們的書信中不難發現：李鴻章給張佩綸寫信，不管是不是老丈人，那種「佩慰何及」的語態，總含有那麼一點「眼孔放低、肚皮放寬」的意味；而張佩綸呢，他在信中放言高論臧否人物的姿態，則不脫「指點江山」的書生意氣。在「知兵」這一點上，李鴻章不知高出張佩綸幾個數量級，可張佩綸卻在「越南之事」上教李鴻章「此事恐非兵力不辦，望毋游移」─比較李鴻章憑軍功成為封疆與張佩綸在馬尾遭遇滑鐵盧，誰該「教」誰應該不言而喻吧？

　　然而張佩綸就是「教」了，而李鴻章也「認」。雖然張佩綸「肝氣」「燥」，不耐煩，但對於這位才子，李鴻章是寬容的─寬容得近乎縱容。張佩綸喜歡向李鴻章「薦人」，從「舍親」到「王弁」不一而足，而李鴻章對張佩綸的要求總是盡量滿足，如一時實在難以「玉成」也委婉說明，可謂仁至義盡─李鴻章的這份厚愛，張佩綸也強烈地感受到了：「感極而愧」！

　　桀驁的張佩綸大概只有李鴻章這樣的寬容與厚愛才能「馴服」。得益於這種寬容與厚愛，晚年張佩綸終於有了「躁釋矜平」的氣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