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大學教授是無需靠寫字刻印增加收入貼補家用了。然而在民國時期，戰爭頻仍，社會動盪，經濟凋敝，有時教授學者僅靠薪水和稿費收入，不足以維持家庭生活，只好利用自己的「文化資本」和書法、治印專長，另闢財源，以廣生路。

　　抗戰時期，聞一多在昆明西南聯大任教，一九三九年他的月薪是四百元，看上去不少，但由於物價上漲，加以家中人口眾多，食指浩繁，「經濟上日覺困窘，生活水平不得不一降再降」，為了節約，家中食用麵粉都是買來小麥自磨自篩，聞一多也把「吸紙煙改為吸旱煙葉子自製的捲煙」。一九四○年，聞一多的月薪已不足應付全家十天半月開支，「月月靠向學校透支或向友人借債解燃眉之急」。到了一九四四年前後，聞一多不得已「掛牌治印」，而與他共同發起《詩文書鐫聯合潤例》的，則有沈從文、唐蘭、陳雪屏、浦江清、游國恩、馮友蘭、楊振聲、鄭天挺、羅常培等十二位名教授——可見當時教授窮是普遍現象，其中對「文」、「詩」、「聯」、「書」、「篆刻」均明碼標價，如「文」的價格（文直）是：頌讚題序五千元、傳狀祭文八千元、壽文一萬元、碑銘墓誌一萬元（文均限古文，駢體加倍）；治印（篆刻直）則石章每字一百元，牙章每字兩百元（過大過小加倍，邊款每五字作一字計）。

　　即便是郭沫若，在一九四七年也因經濟拮据，自定潤格，公開賣字。在《郭沫若鬻字例》中，郭沫若對直幅、對聯、扇面、冊頁、題籤、題跋等，都有很具體的價格說明，如對聯「六尺二十四萬元，五尺十八萬元，四尺十五萬元，三尺十二萬元，以五七八言為限，字多或紙長另議」；為名片題籤則每件五萬元。戰亂時期，通貨膨脹厲害，那時的貨幣百、千、萬單位，都是虛高，看着數額很大，實際上不值錢——所以這些潤格標價，其實是相當便宜的。

　　為稻粱謀，教授出賣手藝坦坦蕩蕩，並成了民國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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