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遊客在澳門歷史城區遊覽。\新華社
澳門作為中西文化薈萃之地，是一座豐富而獨特的語言實驗室，也是研究社會語言學的天然理想場所。中葡兩國政權移交的過程，又生動體現了語言和權力的關係。比較澳門回歸祖國前後語言政策，還可以看出「一國兩制」的巨大開放性和包容性。
今天，當我們回溯澳門語言研究三十載歷程，不僅是在梳理學術史，更是在解碼一座城市以語言為紐帶，完成主權回歸與文化重構的文明實驗。澳門大學程祥徽教授早年對回歸前「中文官方化」的全力推動和回歸後「雙官方語言」的前瞻性研究，充分揭示了澳門語言問題的核心──語言不僅是交流工具，更是權力結構的鏡像，是文化認同的載體，是話語權博弈的無聲戰場。
主權回歸與語言權力重構：歷史轉折中的話語權讓渡
澳門回歸前的獨特語言生態，是殖民權力話語的縮影：葡語壟斷行政司法領域，絕大多數人口使用的中文反而被邊緣化為市井語言。程祥徽等學者敏銳意識到，語言政策不單是技術問題，更是主權象徵的交接與話語權力的再分配。
首先是話語權的制度性轉移。一九九三年頒布的《澳門基本法》確立中葡雙語官方地位，從法理上終結了單語霸權。但法律文本的平等不等於現實話語權平等。過渡時期中文官方化的艱難進程和回歸初期葡語在政府公文、法律體系中的慣性主導，折射出制度變遷與文化心理轉型的時差。
其次是語言消長的權力隱喻。從過渡時期澳門公務員紛紛學習葡萄牙語，到過去二十五年葡語使用人口從百分之四降至不足百分之一，而普通話普及率升至百分之五十以上（二○二三年數據），這種此消彼長，表面是語言實用性選擇，深層則是政治認同轉向與經濟話語權重組：普通話成為國家認同的紐帶，英語崛起則對應了澳門國際化金融定位的需求。
澳門實踐：多語共生中的話語權平衡藝術
澳門十分珍貴的經驗，在於以制度設計巧妙化解了語言權力衝突，成功構建了「多語分層共生」模式。
首先，法律領域展現「雙軌制」智慧：從回歸前法律條文以葡文為基準文本、中文譯本具同等效力，到回歸後法律條文以中文為基準文本、葡文譯本具同等效力，既尊重歷史法統，又保障主體語言權利；同時，司法系統雙語並行：初級法院中文審理超過百分之七十，終審法院尚保留較大比例的葡語程序。權力在語言妥協中實現平穩過渡。
其次，社會語用存在功能分層：政府公文在回歸前後分別以葡、中文為主，保障行政效率與公民賦權；商貿金融領域中英雙語並行，是全球資本流動需求；文化遺產中葡語留存，則體現了歷史記憶的符號性存續。
第三，教育領域推動多元認同培育：三文四語（中葡英＋粵語）教育體系，使新一代既能用普通話對接國家發展，又以葡語維繫與葡語圈紐帶，更借英語參與全球對話，同時，繼續使用粵語保持當地的習俗和當地文化特色── 多重話語能力即多重發展權。
話語權博弈的當代挑戰：警惕隱性權力失衡
澳門模式的成功常被簡化為「和諧共存」，但暗湧的張力仍需警惕：
其一是普通話推廣中的文化焦慮。粵語母語者面對普通話教育普及，產生方言文化式微的隱憂。需明確國家通用語推廣不應以消滅方言為代價，而應建立「通用語─方言─外語」的功能互補生態。
其二是葡語的符號化危機。當葡語退出日常交際，僅作為法律術語或文化遺產存在，其實際話語權已被掏空。澳門需思考如何讓葡語超越政治符號，成為中葡平台和文明交流互鑒的經濟文化資本。
其三英語霸權的滲透風險。國際資本助推英語在高端服務業壟斷地位，可能形成「英語精英階層」與「單語基層」的社會割裂。多語社會應防範新的語言階級主義。
澳門經驗的全球啟示：構建「文明對話型」話語權範式
在單邊主義抬頭的世界，從殖民地轉變為特別行政區的澳門模式，彰顯超越零和博弈的智慧：
一是構建了「去中心化」話語權結構。拒絕任何一種語言的絕對主導，通過制度保障各語言在特定場域的權威性，實現「功能賦權」而非「地位壓制」。
二是實現了文化遺產的話語轉化。將葡語從殖民遺產重構為「中國與葡語國家的超級聯繫人」，老街區葡文路牌、土生葡菜名稱等成為文旅IP──歷史創傷符號轉化為文化資本。
三是找到了「低政治化」語言治理路徑。澳門避免以政治運動推動語言更替，而是依託市場選擇與社會協商自然演進，為深層次語言衝突提供軟着陸方案。
結語：語言即命運共同體
以程祥徽先生為首的澳門語言學家三十年前種下的種子，今天已長成獨特的語言生態景觀：真正的語言平等，不在使用人數的多寡，而在於每種語言能否在文明譜系中找到不可替代的坐標；持久的話語權平衡，不依賴強制均質化，而需要建構「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功能共同體，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並且可以減少誤讀、有效溝通的話語體系。
此刻，我們面對百年不遇且變幻莫測的世界複雜局面，又站在歷史的一個關口，澳門的經驗頗值借鏡：當人類在語言衝突中陷入「巴別塔困境」，這座小城用二十五載實踐證明──多元不是分裂的詛咒，而是文明的解法；話語權從非你死我活的爭奪，而是一場永不停息的共鳴。如果我們循着這條路徑前行，相信可以構建出人類的共同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