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小學那年，家裏在鎮上開了一家小店，用了我的名字，叫「芸芸副食店」。那間店的房子是我爸爸的姐姐、也就是我姑媽的。當時已經在鎮上立穩腳跟的她，為了讓我們一家能走出農村，也為了讓我能和哥哥姐姐們一樣在鎮裏上學，把房子無償租給我們，讓我們開個小店賺點錢。

  房子挨着小鎮的一條主幹道，一共三層，坐東朝西。一樓臨街的那間，就是小店門面。小店不大，大概也就十幾二十平。一個幾乎頂到天花板的木製陳列櫃、兩個呈「L」形擺放的玻璃展示櫃，還有兩張桌子和若干椅櫈。長桌帶抽屜，就算是收銀台了，上面還擺着一台電視。另一張摺疊圓桌，則是全家吃飯用的。

  小店賣的東西也不多，大多是日常所需，油鹽醬醋、煙酒以及日用品等。當然也有讓孩子們挪不動腳的零食：棒棒糖像一個個大頭娃娃，整整齊齊地「站」在一個圓桶上，還是五顏六色的；放口香糖的塑料架子，用指尖輕輕一撥，就會「嘩啦啦」地旋轉；胖乎乎的膨化食品被一串一串懸掛在陳列櫃上，誰要了就撕下一包。夏天，小店的冰櫃更是成了小朋友們的百寶箱︱火炬冰淇淋、三色杯、綠豆棒冰、碎碎冰，還有「七個小矮人」──打開是七種不同顏色的小冰棍。

  小店面朝大馬路，背靠居民區，並排臨街的門面房也幾乎都開了店，有早餐舖、小診所，還有摩托車修理舖……小店一天到晚很少有冷清的時候。除了來來往往的顧客，更多的是附近的街坊鄰居。小店就是我們那一帶的公共客廳。下班路過的人總要先聊上幾句，到了飯點，媳婦來催，才依依不捨離開。我們多在店裏的摺疊圓桌上吃飯。吃飯時，鄰居們也會自然地坐在旁邊，沒吃的就湊上一口，喝點小酒。在家吃完飯的，又會第一時間拎着保溫杯來小店「報到」。

  小店的電視幾乎一天到晚都開着。那是我父母結婚時買的，只有二十一吋，甚至沒有遙控器，但卻是十里八鄉最受歡迎的一塊屏幕。一九九九年春天，大家從小店的電視裏得知中國駐南聯盟使館被炸的消息，小店也瞬間炸開了鍋，叔叔伯伯們拍着桌子罵，阿姨們紅着眼眶；同一年秋天的國慶閱兵，大家又擠在小店的電視機前，看到國家當時最先進的武器裝備，自豪、讚嘆不已；二○○二年世界盃，小店更是成了看球聖地，大家時而振臂高呼，時而捶胸頓足，聲浪幾乎要掀翻小店屋頂。

  南方濕冷的冬天並不好過，尤其在沒有取暖設備的年代，小店卻總是暖烘烘的。門一關，大家圍坐着一起聊天、嗑瓜子。小店是水泥地，瓜子皮可以直接吐︱我媽媽一直堅信，這樣嗑瓜子才更香。夏天的晚上，陣地則轉移到了小店門口的花壇邊。晚飯後，大家搖着扇子來乘涼，大人們喝茶、談天，小孩們追逐嬉戲，馬路上車輛疾馳，這些聲音匯成了我童年夏夜的交響曲。

  很多人知道我家裏開小店，都羨慕得兩眼放光，覺得有吃不完的零食。但那些零食對我沒什麼吸引力，小店反而像一根無形的繩子，拴住了我們一家。我的父母永遠不能像其他家長一樣，一起陪我出門，就連過年走親戚，也要輪流看店。他們被迫自律，稍晚開門，鄰居的敲門聲或電話鈴便會響起。偶爾大人忙碌，看店的重任就會落在我肩上。我只能強忍眼淚，拒絕邀我出去玩的鄰居家小孩。那時我覺得，開小店是世上最糟糕的事情。可不管我喜歡與否，小店一直開到我小學畢業，悄然完成它的使命。小店微薄的利潤撐起了我們在小鎮的生活，也讓我們結識了村子以外的人。我也在小店每天推拉門的開關聲中，一天天長大了。

  開小店的時光已經離我非常遙遠了。但我總忘不了這樣一個冬夜：我背着書包從學校晃晃悠悠回家，天已墨黑。推開小店蒙着水汽的玻璃門，一股混雜着火鍋味與人氣的暖流瞬間將我包裹，逼仄的空間裏擠滿了人。倚在櫃台邊的叔叔回頭招呼：「芸芸，回來啦！」坐在狹窄通道的伯伯笑着收起二郎腿，好讓我側身擠進去。父母已坐在圓桌旁，火鍋的熱氣模糊了他們的臉。「怎麼又這麼晚？」母親一邊嗔怪，一邊遞來碗筷。靠牆坐在長椅的阿姨笑着替我開脫：「哎呀，小孩嘛！」幾位早已吃完晚飯的鄰居伯伯，背對着我們而坐，正為球賽鬥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