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陳毅安（註：又名陳斌）贈送給李志強的賀卡。\來源：井岡山革命博物館

　　我已經很久沒有寫過信。這或許並不意外，Z世代甚至不知道筆友是何物，用紙和筆進行情感交流不屬於互聯網原住民的情感結構。即便是作為一種想像物的信，在當下也漸漸失去了它的象徵屬地。我們當代的古裝劇，連飛鴿傳書都不那麼常見。在仙俠劇中，人們用法術傳遞信息。在這樣一個注意力渙散的時代，時空壓縮是當前最流行的生活方式。花兩個小時看一部電影，也成為一件奢侈的事，對追求速度這件事而言，沒有最快，只有更快。於是，跟一個遠方的人鴻雁傳情，簡直可被視為天方夜譚。畢竟，一周以上不在社會媒體上回覆的戀情，幾乎已經可以默認分手。而不能在數字媒介上延伸、傳播、再造的愛情，也不能存在在當下這個「手機作為身體器官」的時代。

　　矛盾的是，我們卻都很熱愛曾經那個需要寫信傳情的時代。木心的詩《從前慢》成為很多人憧憬的愛情想像，從前「車，馬，郵件都慢」，於是「一生只夠愛一個人」。我們歌頌紙張上的愛情，無非是認為與手機時代相比，紙張時代的愛情更為忠貞。相較於那時信息傳遞的時間成本，現在太快、太直接，於是顯得太容易。

　　在家國破碎、有待重整的年月，愛情與個人生死、社會革命相關，信指涉的豈止是兒女私情，更是家國大義。林覺民的《與妻書》感人肺腑，正在於它不僅僅是情書，也是絕命書。親密關係與革命大業緊密相連，正是革命年代至為常見的愛情語法。

　　「與妻書」後有來者，尤為特別的，是一封無字信。這封信空無一字，卻讓讀信的人悲痛欲絕。它來自於一位革命烈士陳毅安犧牲前的囑託：倘若他戰死沙場，便將一封無字信寄予妻子李志強，告訴她，不必等。那是一九三○年，他奔赴長沙戰役的前線，再次回家時，肉身不再，魂魄已遠，遺留一封無字信。

　　那時候，紙短情長，一字一句的意義和重量和今天大有不同。有時候，人與人之間一輩子所進行的大部分交流，並不在於面對面，而在於書信之間。那時，由於聚少離多，穿梭於兩地的情書是陳毅安與李志強聯繫感情的媒介。一九二三年，二人在家鄉湘陰縣一見鍾情。七年後，陳毅安犧牲。從頭到尾，他們相聚的時間實則不及兩年。在絕大部分時間裏，他們在紙上戀愛。

　　相識時，陳毅安是一名湖南省立甲種工業學校的學生，在《新青年》、《湘江評論》、《勞動者》等進步刊物的浸潤中，一顆稚嫩的青年雄心走進了馬克思主義的精神世界。那時的李志強在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師範讀書，第一次與陳毅安相遇時，她或他恐怕都未能想到，書寫於動盪年代的愛情敘事，從來不曾離開流離與革命兩個關鍵詞。

　　和大多數流散於各地，為革命奔走的民國愛情一樣，沒來得及談情說愛，男性很快因為革命的召喚離開了家鄉，小兒女的婚約不得不在動盪的時空中懸置。這時候，愛情開始轉移到信紙上。陳毅安成為共產黨員後，走進了黃埔軍校。湖南子弟到了廣東，李志強的信帶給陳毅安極大的心靈撫慰，以至於他在回信中不無激動地寫道：「接到了你的信，我的靈魂安慰極了，使我愛你的心頭變成了一種不可思議和不可形容的狀態。我自來到廣東，已一載有餘了。我的言語，我的行動，都是革命的，都是光明磊落的。」他向她陳述自己不斷進步的革命素養，並在通信中表達他們共同達成的革命共識：「你說我們不要個人的愉快，而要為一般受痛苦的群眾着想，這話我非常的欽佩……」

　　在常見的想像中，革命不免與愛情發生衝突。李志強也曾勸告陳毅安離開前線，但陳毅安卻正色道：「你不願你的愛人流血，而要別人去流血……假若他的愛人死死地不要他去流血，那中國就無可救藥了……」不過，在這種堅定的革命信念下，愛情與革命並非二元對立。相反，革命沒有自外於愛情，愛情與革命是一對「雙生兒」。在陳毅安致李志強的信中，這位戰士曾這樣定義「真正的戀愛」：「把一切舊勢力鏟除，建設我們新的社會，這個時候才能實現我們真正的戀愛……」「你不要時常念着我，你去努力革命工作，你才是真正的愛我。至於我咧，我是永遠愛你的。」他們如此相信愛情的動能，並認為要將這些動能通通灌注於建設新中國的革命行動中，將對人的愛轉化為對國家的愛。

　　這種愛情語法最為顯著地呈現在這樣一段純情至極的「革命表白」：「老實不客氣對你不起了，也已經同別人又發生戀愛了，這個人不是我一個人喜歡同她戀愛，世界上的人恐怕沒有不鍾情於她，這個人就是列寧主義。」

　　假如並非通過這些情書，我們恐怕很難如此真切地看見，曾有那樣一代人，熾熱的愛戀與壯烈的犧牲實為理想的一體兩面。而文字的力量又何其恆遠而強大，最輝煌的歲月，最熱烈的情感，都凝結在紙面上。經由信這一媒介，它們曾穿梭過戰火，如今也穿越了時空。從這個角度而言，從熱烈的愛情動能到堅定的革命意志，革命年代的兒女情書何嘗不是一代青年寫給國家的情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