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疫情下，歐美國家的種族問題凸顯/資料圖片
今年六月美國黑人弗洛伊德死亡事件引發BLM（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議潮，示威者的怒火很快延燒到大洋彼岸的英國，一些被視為「黑奴販子」的歷史名人銅像被推倒，甚至連二戰民族英雄前首相邱吉爾的雕像也遭噴漆「種族歧視者」，這場運動來勢兇猛，讓向來以「自由和包容」自居的英國措手不及。
BLM運動之所以在英國引起回響，除了其是最早從事販賣黑人奴隸骯髒貿易的國家之一，迄今仍留有不少歷史痕跡，還由於當局長期推動的多元化並未對種族主義帶來根本性改變，種族歧視和偏見仍根深蒂固。聽起來，這似乎與我們印象中英國人溫文爾雅、富有教養的紳士風度相去甚遠，但揭去虛假外表才能暴露真實。
說到這裏，就不能不提及兩年前在英國引起軒然大波的「疾風世代」（Windrush Generation）醜聞，並由此揭開的一段充滿血淚的移民史。早在二戰結束後，英國為填補勞動力短缺，從加勒比海地區引入大量勞工，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七一年期間大約五十多萬人搭乘「帝國疾風號」（HMT Empire Windrush）抵達英國開始新生活。
惟好景不常，由於這些移民當初的入境卡遭英國當局銷毀，也沒有證明身份的文字記錄，他們和後代便成為非法移民，長期來無法工作、租房子以及享受各種福利，成為社會「隱形人」，飽受歧視和欺凌。用一位十八個月便隨家人從牙買加來到英國的當事人沃克的話說，他在英國生活了五十多年，和普遍英國人沒什麼兩樣，有一天卻被告知，「你在英國不存在！」這實在諷刺，也令人難以承受。
英國輿論在反思「疾風世代」醜聞時對政府加大撻伐，除了批評當局的官僚主義和缺乏人性，更一針見血地指出，事件折射出背後的種族傲慢與偏見。實際上，潛藏於英國人內心深處的種族主義優越感，有如沉睡的種子，每逢恰到溫濕的環境，便會不自覺地滋生發芽。華人作為英國的少數族裔，也有着許多類似的心酸經歷和移民血淚史，直到今時今日，在不少方面仍未能做到與英國人一視同仁。
在倫敦華人圈裏叱吒風雲的僑領華埠商會主席鄧柱廷，上世紀七十年代隨香港新界移民潮來到英國後，明顯感覺到寄人籬下、低人一等，他曾經給我講述了一個他的親身經歷。有一次他去小賣店，買完東西剛要出門離開，迎面被一個黑人小青年攔住去路，對他進行各種挑釁，為不招惹是非，他選擇忍氣吞聲。不料接下來幾天裏，這個黑人小青年每天如法炮製，終於讓他忍無可忍，大吼幾聲擺出武打的架勢，讓對方誤以為他會中國功夫，此後那個人便再沒有出現。
他在講這故事的時候，笑中帶淚，戲言「成敗皆中國」，正是「中國身份」讓他受到欺辱，但也是「中國功夫」為他解圍。他還提到，隨着中國國力的提升，華人如今的處境已不可同日而語，但仍沒有強大到可與英國人平起平坐，比如在職場上存在許多輕視華人的潛規則。一位英國皇家音樂學院的資深老教授也曾告訴我，一些重要獎項的頭獎得主，通常不會頒給少數族裔，即便是水準有如郎朗這樣的音樂天才，這是音樂界的潛規則。
我在採訪英國跨黨派組織「華人參政計劃」時，也常聽到華人受到歧視的個案。該組織長期推動華人融入英國主流社會，他們一直都收到來自英國各地的電話和電郵，講的都是他們遭遇的種族歧視，原因除了華人所佔人口比例偏低，又分散居於英國各地，孤單弱勢，還與華人傳統上對政治冷感有關，由於缺少政治參與，政界罕有華人身影，造成沒有人為華人發聲，和其他少數族裔相比，直到二○一五年才有首位華裔當選英國國會下議院議員Alan Mak。比較諷刺的是，很多香港媒體自作多情地稱其為「麥大粒」，但這位議員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卻否認自己有這個中文名字，並且強調不會說中文。
身份認同或許可以選擇，但黑眼睛、黑頭髮和黃皮膚的外表卻無法改變，換句話說，在外國人眼裏，無論走到哪裏你始終是一個中國人。也正因為如此，隨着英國脫歐、中英關係惡化以及席捲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英國華人的處境正變得不太樂觀。
有專注於華人社區研究的英國學者認為，脫歐公投之後，其中一個立即顯現的影響就是針對少數族裔和移民的歧視性侮辱案件增加，目標包括英國各地的華人，脫歐公投讓深植於英國各界的反移民偏見得以釋放。而四年前脫歐公投所掀起的政治漣漪，直到今天仍餘波盪漾。
新冠肺炎疫情是華人遭受歧視的另一個催化劑。早前一名華人長相的新加坡留學生在倫敦街頭被人襲擊，嫌犯在施暴前曾大叫：「我不想你把新冠病毒帶來我的國家」。據英國一項針對亞裔人士的研究顯示，華人因疫情被取笑、遭受暴力襲擊和死亡威脅，他們害怕得不敢獨自外出，孩子們也因此被同齡人嘲笑。
倫敦知名華人律師鄧漢聲幾個月前曾跟我講，在英國疫情大爆發時，他有一天早高峰時搭火車上班，在擁擠的車廂裏，唯獨他旁邊的座位一直空着沒人肯坐，他隨後自我解嘲地發了一個帖子：「足夠幸運嗎？我的座位旁邊沒有人！」
這些活生生的事例，就是英國華人的真實寫照，那些把BNO移民描繪成天賜良機，將迎來美麗人生的人，不是另有目的，就是太傻太天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