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左）馬識途自20世紀60年代正式開始文學創作，出版了小說、詩歌、散文20多部共500餘萬字。（中）《夜譚十記》，馬識途著，人民文學出版社。（右）

《夜譚續記》，馬識途著，人民文學出版社。

　　3月28日，著名作家馬識途與世長辭。王蒙曾說馬識途「是中國文化的吉兆，是人瑞，是中國的國寶，是四川的川寶，是作家協會的會寶。」誠哉斯言。先生享年110歲，橫跨晚清、民國、新中國三個歷史時期，以一生志業為後人留下了一部讀不完的大書。

　　在馬識途親歷的百餘年風雲變幻中，有兩個關鍵詞至關重要，一曰革命，二曰文學。革命離不開文學之鼓動，文學少不了革命的主題、題材、思想和情感。馬識途出生於1915年，正是「文學革命」風起云湧的前夜，作為文學家和革命家，他的一生始終伴隨着革命與文學的交響。

　　革命與文學的人生交響

　　馬識途曾長期從事地下革命工作，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入黨申請書上，他簽下了「馬識途」而非本名馬千木，取意老馬識途。1941年，馬識途遭到國民黨特務四處追捕，走避昆明，化名考入西南聯大。新中國成立後，他長期在四川工作，政務之餘，進行文學創作。傳奇的革命經歷為他積累了豐厚的素材。

　　1959年，馬識途從自身經歷取材，發表《找紅軍》《接關係》《小交通員》《回來了》等刻畫革命者的小說，後結集為《找紅軍》短篇集。1960年，馬識途開始創作長篇小說《清江壯歌》，先在報刊上連載，1966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一開印就是二十萬冊，引起廣泛的社會反響。2019年，新中國成立七十周年之際，馬識途寫了《我與新中國》，追憶五六十年前的創作情景時：「寫作打開了我革命鬥爭記憶的閘門。那段驚心動魄的革命生活雖然已經過去，但它銘刻着苦難艱辛的歷史，積澱着革命者的智慧與意志，閃耀着無數人的理想與信念，這些都不會隨時間而逝去，也不該被我們忘記。它是我們的來路。更何況，那些熟悉的、犧牲了的同伴朋友，常常來到我的夢中，和我談笑風生，叮囑我、呼喚我、鼓勵我……一種感情在催促我，讓我欲罷不能。我知道，讓他們在我的筆下『重生』，讓後來人知道他們的信念與精神，是我的責任所在。」馬識途以革命為題材的文學作品還有不少，比如，1987年出版的《京華夜譚》寫的是中共地下黨員打入敵人內部的鬥爭事跡；1992年出版的《雷神傳奇》則展現了大巴山地區的農民英雄、中共地下黨員同地主惡霸的生死搏鬥。在這兩部小說的創作中，馬識途着力強調雅俗共賞的趣味，借用評書式的語言、章回體的形式，講述故事，闡明大義。

　　每一個成功的作家都有自己的風格。對於馬識途而言，寫作不僅是生活方式，而且是存在方式。深入寫作之境的馬識途，作為革命參與者和作為革命書寫者的兩種身份合二為一，真實性和文學性在他的作品中水乳交融。歲月沉澱的激情更加醇厚，歷經滄桑的信仰愈發堅貞。從革命中走來、在文學中永恆的馬識途用他的筆為後人留下了一部飽浸激情和信仰的革命信史。這是一片彌足珍貴的精神家園，步入其中，我們讀到了革命者的錚錚鐵骨、大丈夫的赤血丹心，還有知識分子的凜然操守和文學家的浪漫情懷。

　　左右開弓的大作家

　　馬識途一生筆耕不輟，擅長多種文體創作且成就卓著，如一位雙膀皆能開硬弓的好漢。2018年四川文藝出版社的新版《馬識途文集》多達18卷，其中包括獨具特色的諷刺文學。談及這部分創作時，馬識途曾說，「我就是喜歡冷靜地、用事實本身進行諷刺和幽默，而且一直在追尋這種東西。」就在《清江壯歌》《找紅軍》等廣受好評之時，馬識途的諷刺小說《最有辦法的人》等同樣膾炙人口。這些小說匯集為1996年出版的《馬識途諷刺小說集》，官僚主義、形式主義、華而不實、不學無術、投機鑽營、小市民習氣，皆在馬識途針砭之列。用他的話說，「那些已經喪失了價值卻又不肯退出歷史舞台的舊思想、舊人物，總要釀出許多荒唐的笑料來」，「中國有許多惰性的文化和思想沉積，成為我們民族沉重的包袱，如不加以無情地清除，我們就不能前進。」

　　對於大多數讀者而言，最熟悉的馬識途作品或許是《夜譚十記》。這很大程度上歸因於姜文將其中的《盜官記》改編為電影《讓子彈飛》。不過，拋開電影「引流」不論，讀一讀《夜譚十記》依然會被它吸引。這部小說以舊中國衙門裏的10位窮科員為主人公，他們結成了「冷板櫈會」，喝冷茶，扯亂譚，擺龍門陣，吹野狐禪。「破城記」「報銷記」「盜官記」「娶妾記」「禁煙記」「沉河記」「親仇記」「觀花記」「買牛記」「軍訓記」10個故事，上至浮華官場的勾心鬥角，下到市井小民的悲歡離合，儼然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三教九流的眾生相。馬識途的筆力是在革命鬥爭中鍛造的，又融入了川文化的辛辣味，寫人狀事如利斧砍木、衝刀鑿石，利落明快，語言詼諧幽默，議論諷刺，更是一針見血，入木三分。

　　用中國話寫中國的故事

　　同為革命者而兼文學家的韋君宜從六十年代負責這部作品的組稿催稿。她在評論中說，書中的素材是馬識途在血與火的鬥爭中搜集來的，其細緻刻畫處又顯出當代人的特點。這「嬉笑怒罵皆成文章」的小說看似輕鬆，實則寄託了作者的大心血。她高度肯定小說的「民族形式」時，並提出這既不是指「且聽下回分解」的章回體手法，也不是指塞進大量方言土語，「而是那富有故事情節的，段段都有懸念的，叫人拿起來放不下的形式，描寫敘述都極簡潔，水分很少的形式，是為我國的多數讀者所歡迎的一種形式。」著名作家阿來也認為，馬識途在《夜譚十記》中「找到了另一種講故事的方式，這部作品具有中國古典小說的韻味。」馬識途確為深諳民族審美心理的作家，而究其根本，則在於他對文學使命的自覺和擔當。唯其如此，他才對讀者念茲在茲，時刻考慮作品的接受及社會效果，努力鋪設文學通往讀者，並引導讀者經由文學抵達真善美的路徑。

　　馬識途先生的作品除了小說，還有劇本、雜文等，說來慚愧，我所讀不多。不過，在我做編輯的那幾年，有幸策劃過對先生的一次專訪，這便是由四川社科院孫婧採寫的《當代中國文學的來路與走向》，刊發在我當時供職的《中國文藝評論》的2018年第1期上，彼時先生已過了百歲華誕，掛在心頭的依然是中國文學的前途，特別是以傳統主流文學為代表的雅文學和以網絡文學為代表的通俗文學如何實現雅俗合流的問題。他提出，「一種雅俗共賞、老少皆宜、體現中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具有中國氣派和中國作風的文學」，才是中國當代文學努力的方向。他諄諄告誡，「為政治服務，為金錢服務，這都是文學之害。」對於體現於文學技巧的西化傾向，以及一些作家好用讓人看不懂的「倒裝的句子」，馬識途憂心忡忡，提醒要注意文化霸權主義潛移默化的影響，大聲疾呼當代作家用中國話寫中國的故事。先生這些關於中國文學方向的執著追問，必將和他的優秀作品一樣，為後來者提供前行的路標與燈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