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何以知曉城市的往日風情？香港藝術館其中一個重要珍藏是外銷藝術，即一些反映港口舊日民生、風俗、地方風貌的畫作。遮打爵士在一九二六年捐出自己的收藏，當中涵蓋大量外銷畫，莫家詠介紹：「這批『遮打藏品』以十七至十九世紀南中國通商口岸面貌及外商在華經商為主題，是攝影時代前的珍貴歷史圖像。」

　　她繼續形容：「二百年前的中國貿易市場已經十分蓬勃，外國人來廣州經商，甚至形成了『十三行』，因為沒有攝影技術，他們又很想帶一些紀念品回國，就催生了外銷畫的出現：廣州畫家會畫一些或反映港口風景、花鳥蟲魚，或展現市井小品的畫作，賣給外國人。初時，主要畫畫家們熟悉的『廣州十三行』周邊風景，後來開始畫香港。」「遮打藏品」中有一幅石版畫《維多利亞城（局部）》刻畫銅鑼灣至西環的景致，可見在十八至十九世紀的香港已發展成初具規模的商港。

　　莫家詠帶領香港藝術館團隊對這批「遮打藏品」進行研究時發現：「每一張外銷畫其實都不相同，畫家細心記錄建築物變遷，是用畫作記錄的歷史，具有很高的藝術和歷史地位，且與香港也有很深的淵源。」不僅如此，「遮打藏品」更是香港藝術館成立之後，最早一批進入館藏的藏品，「事實上，遮打爵士的這批藏品在捐贈後歷經戰火硝煙，於二戰期間遺失了四分之三，幸多得民間人士的守護，搶救回了四分之一的藏品供香港藝術館收藏。為了令觀眾更清晰知道這段歷史，我們在開館時特設『失而復得』展覽，通過展示藏品講述守護者的故事。」

　　「守護者」包括參與日軍港督府工程的判頭冼子霖，當年他在廢物堆發現了遺失的二十多幅畫作，遂小心保護，用防水紙和麻包袋將它們包裹。在日軍的看守下，急中生智，冒死偷運出港督府。他原想以灣仔駱克道作為藏畫點，但因為擔心被日軍發現，最終決定轉運至自己的家鄉寶安縣，從而避過了隨後美軍對香港灣仔等地的轟炸。香港重回和平後，冼子霖將以生命守護的二十多幅「遮打藏品」悉數捐出。

　　有關藏品的守護故事，不僅只與收藏家有關，在遮打藏品的守護「失而復得」展廳一隅，還安排了投影儀放映，講述修復師在修復外銷畫時遇到的挑戰及解決方案，比如因為早期收藏環境濕度控制不理想，紙張出現類似變黃等一系列化學反應等問題的應對方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