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謝冕著《中國新詩史略》（北京大學出版社，二○一八年九月）
韓愈說，「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在我看來，謝冕這本《中國新詩史略》（北京大學出版社，二○一八年）正是一本傳道授業解惑的書。全書共八章，分為六十餘個小節，謝冕在後記中說，因為學術活動纏身，研究和寫作的時間被「肢解」，只能是把原本完整的工作拆散了做，先根據一時之境遇把相關的文字一篇一篇寫好，然後再串成一本書。不過，讀完全書，仍可感到清晰的脈絡，而書中的每個小節也自成架構。謝冕說，這本書斷續寫了十多年，寫這麼一本書，也是他的夙願。在書中，他梳理了新詩百年發展歷程，辨析源流、夾敘夾議，致力於在「詩」的意義上對新詩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進行探究，又坦率地直面新詩當下發展出現的問題，對於沉溺於一己悲歡，滿足於絮叨私語的那些詩人提出了批評。而且，還回應了「五四」新詩造成中國詩歌傳統的斷裂、詩的格律與自由等「老問題」作出了自成一家的解答。
中國是一個詩的國度，在古代，中國詩歌有過極為輝煌的時刻，但新詩是近代的產物。那麼，如何看待新詩與古詩的關係？新詩的誕生，意味着中國詩史的斷裂、改弦更張？還是延續、血脈相傳？這顯然是新詩研究首先要面對的大問題。
新詩：斷裂還是延續
對此，謝冕作出重要論斷。他將新詩的誕生視為「百年來一件大事」，對其發展歷程作了濃縮而精當的概括：「中國新詩的一百年，是始於『破壞』而指歸於建設的一百年，是看似『後退』而立志於前進的一百年。表面上看，古典的詩意和韻律受到了有意的『輕慢』，而建立中國詩歌的新天地卻是一項革故圖新的詩學創舉，是在古典輝煌的基礎上另謀新路從而使傳統詩意獲得現代更新的頭等大事—它不僅成就了千年詩歌史的大變革，而且開啟和促進了中國新文學乃至新文化的歷史新篇章。」
也就是說，新詩是在破壞中誕生的，它帶有破壞性，但需要注意的是，這不是單純的毀壞，而是立在其中的「破」。如書中所揭示的，從黃遵憲、梁啟超這些先行者開始，所謂詩歌的破壞或革命，指向的是改變人心。正因如此，這種「破壞」反而成就了對中國詩或文學傳統的回歸。而這一點是貫穿新詩發展全局的。正如書中所指出，創造新詩歌是服從於五四新文學革命的總體追求，也即是「改變中國傳統詩歌囿於狹小文人圈子而嚴重與民眾疾苦、社會興衰隔絕的狀態」。當年的革新者認為，造成這種隔絕的病根一是文言，二是格律。而在形式上，新詩或曰白話自由詩正是對此二者的「破壞」。
因此，謝冕認為，這其實是一種「詩體」的變化，詩體的更迭又是詩歌史的常態，「整部中國詩歌史就是一部不曾停止的詩體的演變史」，它並不意味着倒退或停滯，反而意味着詩歌應和時代的前進和發展。因此，「十九世紀末葉與二十世紀初葉至今的中國新詩運動，其實就是整體的中國詩歌史造山運動的組成部分」。進言之，中國詩最基本的定義是「詩言志」。新詩雖在形式上有破壞，卻非常完整地繼承和維護了詩學的正統，也就是「詩言志」延伸演化而來的教化民眾的文化傳統。
尤其是在抗戰時期，詩歌迎來了一個新時代。「詩歌與民族的存亡、社會的興衰，以及大眾的悲歡從來也沒有這樣緊密的關聯。詩人在這種與時代共榮辱的寫作中，歷來作為知識者的身份被淡化了，詩人不再是置身局外、發表感慨的人，也不僅是超然的寫作者，而是自身也是『被寫』的『詩中人』。這是新詩建立之後，從『新詩革命』到『革命新詩』過程中人們一直期待着、追求着而始終未能實現的目標，如今在抗戰詩歌的實踐中變成了現實：它把中國詩學『言志』『載道』的傳統提升到了新的高度。」確實，當年許多詩人也是戰士，他們的詩履行着「匕首」「槍炮」的職責。從這個意義上說，從古詩到新詩，中國詩學的血脈是貫通的。新詩帶來了自由的精神，這讓詩人可以自如地表達新時代的思想和情感，從而也推動中華千年詩壇展現出新的面貌。
形式之源與精神之源
謝冕的上述觀點無疑是十分重要的。因為，這些看法不僅從思想上廓清了新詩研究中的一些關鍵問題，而且在方法論上為考察新詩內部的演變提供了啟迪。實際上，在《中國新詩史略》這本書中，謝冕也正是從新詩在不同階段的形式更迭與精神表達兩個維度來建構敘述線索和框架的。
本書把新詩的起源定位在一九一六年，這或可稱為新詩的「形式」源頭。不過，作者的筆一直追溯到了龔自珍、黃遵憲，通過對黃遵憲「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今之世異於古，今之人亦何必與古人同」的解讀，把新詩的精神之河溯源到了一八九一年，這個詩界革命的里程碑式的年份。而「詩界革命」本身既是詩的外在形式與內在精神表達之間張力的結果，又是新一輪發展的開端。
在本書後文的敘述中，我們也經常可以讀到本書對形式和精神的雙重關照。正因為如此，謝冕得以對新史詩作出「節點式」的判斷，他說，「要是說，胡適的『嘗試』旨在『創立』，周作人的《小河》則宣告了新詩的『自立』。它的功勳在於以嶄新的方式與古典詩歌進行了『切割』。要是說，文學研究會諸詩人的工作偏重於以白話表達日常生活，促進了詩與現實世界的連接，那麼，以郭沫若《女神》為代表的詩歌的出現，其巨大成功則是實現了詩與時代精神的緊密契合。」最終，中國詩走出古典到達現代的過程在艾青手中得到完成，「在新詩的發展史上，胡適是光輝的起點，郭沫若傳達了五四時代的浪漫激情；而中國白話新詩文體的完成則是艾青。」
在這一框架下，左翼文化視閾中的「詩史」同樣可以獲得一些新的理解。作者指出，延安時期，新詩在大眾化和民族化的旗幟下，出現了重新認同民間─古典傳統的現象。許多詩人在回望傳統中對自由體詩作出了反思，於是，出現了語言古典化和民歌化，以及重新審視舊格律並提出了建設新格律的設想。隨着政治和文化的變遷，這一路向一直延續到五十年代。謝冕認為，「自由體詩的出現，是與『五四』狂飆突進的時代精神相和諧的。而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與之不同，這是一個重新建立秩序、講求社會整飭的時代。嚴格的紀律、建設的思路、井然有序的等級區分，以及穩定的社會格局，正是建立律化詩歌的適當環境。」
也正因為如此，當我們讀到書中對二十世紀末新詩的批評時，會產生深深的認同。謝冕寫道：「詩人沉湎於個人的『內心』，而這所謂的『內心』是與世無涉的。它近於冥想，似乎有什麼禪機或哲理，其實多半是迷狂的自戀。偽裝的深刻給詩歌蒙上一層神秘的面紗，一時競相仿效的『哲理思考』『終極關懷』，都是這一路似是而非的貨色。」包括對「盤峰論劍」的評判，對詩歌價值取向偏離的批評，在本書的框架內都可以得到一種順乎邏輯的理解。特別是書中提出的「歷史上所有的偉大詩人都不會陶醉於自我撫摩而遠離人間的大悲哀、大歡樂。對於詩人而言，為自己所處的時代、為自己所熱愛的國家乃至為人類的命運而書寫和吟詠從來都不意味着羞恥」，對當下詩壇實有振聾發聵之功。不過，對於詩壇出現的一些最新的現象如打工詩歌、網絡詩歌等，這本書中幾乎沒有論及，多少留下了一些遺憾。
作為歷史主體的新詩
歌詩合為時而著。詩歌總隨時代，但並不是一唱一和，與之浮沉這麼簡單，詩歌有其藝術上的獨立性。《中國新詩史略》是一部為「新詩」立主體的書。謝冕竭力按照詩本身的線索和規律來展開敘說，雖然時時關照到宏觀歷史敘事，卻又不受其拘牽。換言之，這是一本實實在在的詩歌史，而不是作為史料的詩歌或史中詩。比如，寫到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這十年時，書中提到「一九二七年對於中國詩歌而言也許並無特別的意義，但當時的革命形勢的確影響了詩歌的行進」。「一九二七年到來了，但是詩歌仍然呈現出『五四』初期那種有點混雜的、諸種風格膠着的狀態。」由此，又總結出了規律性的認識：「革命形勢影響了中國新詩的創作和發展，以至於我們總結和描寫這一階段的歷史，總要以此作為巨大的背景圖：這是一個誕生了紅色詩歌的紅色年代。但即使詩歌史作如是的標明，藝術的發展也從來都是按照自己的邏輯運行。詩歌也是如此，時局對它產生影響，但不會絕對地規定它。」這都在提示讀者按照詩的邏輯和方式去品味和解讀百年來的中國新詩。
最後，必須一提的是此書的文風。我想，讀過《中國新詩史略》的人都不會質疑這本書是一部重要的學術著作，但謝冕寫得十分流暢，全書沒有一點陳腐的學究氣。或者說，這是一部充滿了「詩」的情懷與語言的詩歌史。讓我試着摘錄幾句罷，談到那個史無前例的歲月時，書中是這樣寫的：「然而，就在這絕望的時刻，詩歌表現了它的忘情的生命力，詩的綠意在萌動着，在冰雪覆蓋的荒原上，詩的春天在悄悄孕育。一旦環境改變，自由的空氣從敞開的窗口吹進來，詩歌新生的芽孢就開始迸發。幸存者們從流放地一身襤褸、一身傷痕地歸來，那些被剝奪了青春和閱讀的青年帶着他們在『知青點』昏黃的油燈下寫在筆記本上的詩稿歸來。」
不過，詩意的語言並不意味着個人主觀情感對學術規範的肆意沖決，相反，書中每章都附了大事年表性質的「新詩紀事」，而且書中不乏細密的考訂。比如，全書第一個腳註，就是談新詩史之起點，提出「胡適起手試驗新詩的民國五年（一九一六年，編者註）」「《新青年》第二卷第六號發表胡適詩八首」的一九一七年、「《新青年》第四卷第一號正式發表三人詩作的年份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編者註）」，「都可以視為百年新詩的發端之年」。謝冕取一九一六年，但聲明「只是個約數」。確實，歷史之河是川流不息的，但史家總要截斷眾流，找一個起點，這是史家的無奈，也是史家的職責。小小一個腳註，體現的正是治史的品格和嚴謹的學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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