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美國汽車工人近日發起罷工行動。 法新社

　　年初以來，美國實業投資顯著上升，亦成為白宮重構全球產業鏈的重要一步。但眼下本土罷工運動已是此起彼伏，特別是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UAW）針對國內三大車企的抗爭，不僅將導致車型短缺及車價上漲，也使得「製造業回流」計劃蒙上陰影。昨日拜登更是趕在特朗普之前，跑去密歇根州表達對UAW的支持，成為歷史上首位參加罷工集會的美國總統。

　　上一屆美國總統大選期間，UAW曾為拜登背書，但目前尚未表態支持哪位候選人，也是唯一未有「選邊」的主要工會。也因此，UAW成為了拜登與特朗普爭奪的票倉。二位提前進入拉票模式，齊齊「聲援」罷工運動，誓要與工人階級打成一片。但問題是，今年美國工資增速超過了通脹水平。對於製造業企業來講，勞動成本上升意味着「通脹紅利」的消失，「貨幣幻覺」破滅後必然會縮減產能、減少僱傭。美國連續幾任總統所鼓吹的「再工業化」，終究是大夢一場。

　　美元升值拖累出口

　　罷工一旦成為政治正確，製造業成本飆升只是時間問題。諮詢公司科爾尼上半年發布《美國製造業回流指數》報告，其中針對美國製造部門高管和CEO的調研顯示，幾乎所有行業都有超過80%的企業制定了未來3年內回流製造業務的戰略。但筆者此前撰文《棘輪效應下的美國罷工潮》指出，當前美國勞方的議價能力顯著提升，「工資─價格螺旋」相比以往具有更強韌性。在此背景下，重振美國製造業的夢想並不具備現實基礎。

　　勞工成本長久以來都是困擾美國製造業的難題。畢馬威《2021年全球製造業成本調查報告》顯示，基於2012至2019年數據，美國製造業「初級成本」（包括勞動力、地租、水電、稅收和利率等）競爭力在17個被調查經濟體中排名倒數第四，不僅顯著落後於中國、馬來西亞等發展中經濟體，也不及加拿大、韓國及大多數歐洲國家。在此其中，勞工成本過高是最大的拖累項。

　　而在聯儲激進加息的操作下，美元升值又會對製造業出口產生負面影響。據紐約聯儲報告（2015）曾作出測算，若美元匯率在一個季度內升值10%，將導致此後全年實際出口金額下降2.6%，但進口成本不會顯著下降，最終或將令淨出口對美國GDP的拉動下降0.5個百分點。也就是說，雖然美元升值會提高國內購買力，但出口競爭力下滑對製造業的衝擊更為顯著。

　　自2008年次貸危機後，美國就已經喊出「再工業化」口號。從奧巴馬到特朗普，再到現在的拜登，每屆美國政府都會推出一攬子製造業利好政策。但事實上，製造業需求下滑是發達經濟體的普遍現象，甚至可以被看做是一種經濟規律。

　　金融繁榮擠出實業

　　研究表明，197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居民在收入增長的同時，會主動增加非商品消費佔比。譬如，美國的耐用品消費佔比，由2003至2006年平均的12.9%下降到2010至2019年平均的10.5%。商品消費需求的下滑，與製造業增加值佔GDP比重基本脗合。這表明，「去工業化」並非製造業發展失敗的特徵，而是經濟成功發展的自然結果。

　　此外，金融業的繁榮也會對實業產生擠出效應。一方面，由於美國金融行業的薪酬水平更高，製造業企業在人才爭奪戰中處於絕對劣勢。截至2019年，美國金融業平均薪酬高出製造業30%。另一方面，美國上市企業過於關注短期資本回報最大化，導致了長期投資不足：2009至2018年期間，標普500成份公司將91%的淨利潤以股票回購或股息的形式分配給了股東，這也導致用於研發、設備投資和流程優化的資金比例十分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