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自50年代以來都是一個學習中國歷史的理想地區。我們在書局、在圖書館，可以找到不同立場的歷史著作；在各大學的歷史系中，我們有大批不同觀點的學者；在媒體中，更常有不同的人士談歷史，觀點雖然偶有標奇立異，但亦顯出了香港「史學」百花齊放的特色。

　　當然，香港史學界中最足以自豪的事，肯定是錢穆先生在上世紀50至60年代在香港的教學。我輩晚出，無緣一睹錢先生的風采，只能從他的傳世大作中，一窺其學術素養，習得一點皮毛而已。錢穆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香港：三聯書店，2004年） ，我翻閱不下三次，每次一讀，皆有所得着。能寫出這本超越時代的制度史書，除錢先生之外，當世應無他人。在〈總論〉一章，錢先生先探討了中國傳統政治上存在着不少問題，令中國在近代化過程中難以順利地轉型，然後他又提出未來中國政治和政制要成功地現化化，必須建基在傳統的「土壤」之上。

　　中國之將來，如何把社會政治上種種制度來簡化，使人才能自由發展，這是最重要的。但這不是推倒一切便可以成功。重要的不是推倒，而在建立。例如建立民主制度，有人以為只要什麼事都待集體商量過，加上不停開會，便可稱為民主（正正指出了今天香港立法會的情況）。我們天天說中國的法治不足夠、民主不完善，其實不夠的應是人才。國家現在將如何酌採西方的新潮流，如何拿自己以前的舊經驗，來替自己打開一出路，來創新法，運用人才，這是當代執政者的責任。西方各國各自在創制，在立法，他們覺悟到有了毛病，還可改。我們如只是一意模仿抄襲，就不會有任何覺悟。西方各國自有其歷史，我們又如何能將自己橫插進別人家的歷史傳統呢？

　　錢先生對國家的發展觀，正是今天國家堅持的發展現代化方向，有論者稱這種方向為「中國模式」，成效顯著。反觀香港一些政客、學者，心中只有西方，無論談到任何改革，皆主「模仿抄襲」，盡見「不讀史」之弊。

　　香港通識教育會 李偉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