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賈樟柯以電影及文字聚焦小人物 大公報記者劉佳男攝
作為中國第六代導演中的旗手，賈樟柯的影像世界正在逐步成為理解中國的一種特殊方式。從《小武》到《三峽好人》，從一名走遍全球各大電影節紅毯的知名導演，到走進大會堂為中國電影和家鄉山西代言的全國人大代表，用他自己的話說，「我是這個時代的見證者。」/大公報記者 譚笑、楊奇霖
剛剛閉幕的兩會上，今年新履職的賈樟柯在「代表通道」一露面便成為了焦點。他說，中國電影可以自信，而電影工作者要努力從事好創作工作，用更好的作品來回報支援中國電影的觀眾。
過去幾年裏，中國電影取得了快速發展。賈樟柯在通道上說，今年二月電影票房破百億，二○一七年中國電影票房達到了五百五十九億元（人民幣，下同），其中，由中國製作的電影票房佔比達到百分之五十三點二八。「這是個什麼概念呢？我拍第一部電影的時候，整個中國電影票房才十億元。電影票房的表現讓中國電影人激動，這也說明中國電影人的努力獲得了中國觀眾的支持和認同。」
在之後的專訪中，賈樟柯告訴記者，為了在通道上的發言，他失眠了好幾晚。「以前（接受採訪）闡釋個人的工作，可以相對隨意一些。但代表通道是一個莊重的場合，要言之有物。涉及數字的時候要做到準確，也是做了一些功課。」
喜見電影業蓬勃
今年是改革開放四十周年，今年四十八歲的賈樟柯對記者說，他的人生是伴隨着改革成長起來的。「從我的童年到現在，可以說是一個改革開放的時代見證者。」
在賈樟柯二十一歲那年喜歡上電影的時候，中國的電影教育資源十分不發達，對於他那樣想學習電影的人來說，可能只有北京電影學院一個選擇，那時的綜合大學沒有電影系，幾所戲劇學院也非電影學子的首選。如今，電影專業在各地大學遍地開花，賈樟柯也擔任上海大學溫哥華電影學院院長。從電影產業的規模來看，除了票房的擴容驚人，電影銀幕也從過去的三千塊，擴容至去年的五萬塊。
在個性鮮明的紀實風格下，賈樟柯的作品更為沉靜和內斂，但這並不影響他對其他類型電影的關注和支持。他說，以前的觀眾對電影的要求並不高，而現在市場更加理性和細化，為多種類型的影片提供了機會。比如近年來中國的動畫片、紀錄片都取得了過億票房的認可。年輕導演的表現也十分亮眼，創作出了票房反應好、觀眾口碑好的作品。
去年三月一日實施的《電影產業促進法》是中國首部真正意義上的電影法。「第一個文化立法是電影領域的，這也代表了我們國家對電影的重視，這個產業已經上升到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戰略，這是電影產業的進步，也是電影人的驕傲。」賈樟柯說，在他從事電影工作的二十多年裏，他所經歷的中國電影產業的發展也都得益於改革開放。
冀香港電影留本色
伴隨着改革開放，香港文化進入了內地。從八十年代到新世紀，可謂是香港電影的黃金時代，在豐富國人精神生活的同時，也為內地電影產業提供了寶貴經驗。如今，賈樟柯說，香港與內地電影工業和人才高度融合，幾乎所有內地重要的製作都有香港電影工作者的身影，兩地的合作製片已經是一體。
「香港電影給內地電影發展帶來了很多經驗和人才的輸送，這是功不可沒的。」賈樟柯細數林超賢、徐克、杜琪峯等知名香港導演。「他們都和內地的電影工業建立了密切的合作關係，帶來了類型電影方面的寶貴經驗。」
然而，香港電影近年來的衰退已經是有目共睹，擁有近十四億人口基礎的內地電影產業則扶搖直上。「這也是電影的潮流和趨勢。」賈樟柯認為，電影作為一種逐利行業，哪裏有市場就奔向哪裏是非常自然的。
談到香港電影的發展瓶頸，他指出，近年來香港本土創作的作品數量少、產量低。他希望香港的電影工作者能堅守本土色彩、本土感受，堅定香港自身的情感需要和情感訴說。
香港藝術發展局一直在支持香港本土電影的發展，賈樟柯希望香港能夠從人才教育和政府資助上多下力氣，調動更多的資源，對年輕人才施以援手，資助、推動好的項目。「在相對本土電影比較困難的階段，還是應該從政府層面給予一些幫助。」賈樟柯說。
當然，除了社會和政府資源的運用，賈樟柯也強調，不論何種類型的影片，無論是製片人還是導演，都首先應該遵循藝術的規律辦事，那就是把創作抓上去。
《賈想》的兩個年代
今年是賈樟柯處女作《小武》上映二十周年。憑藉這部電影，賈樟柯在國際影壇一舉成名，成為青年導演中後來居上的代表人物。賈樟柯告訴記者，今年並沒有為這部電影的周年準備任何紀念活動，但在年初正式出版的新書《賈想Ⅱ》卻開啟大家了解他內心世界的另一扇門。
如果說《小武》是賈樟柯的開始，那麼《賈想Ⅰ》和《賈想Ⅱ》將《小武》後的二十年分成了兩個年代：《賈想Ⅰ》記錄了《小武》、《站台》、《三峽好人》的十年，而《賈想Ⅱ》呈現的則是《河上的愛情》、《天注定》、《山河故人》的十年。在新書的序言裏賈樟柯這樣寫道：「就像這本《賈想Ⅱ》收錄有我從二○○八到二○一六年所寫的十幾萬字的文章，但我記得寫每一句話，寫每一個詞時的心境。」
賈樟柯總是深切地感受到時代改變帶給他的衝擊，他在《賈想Ⅱ》中寫：「二○○○年前後，我特別想拍一部關於國營工廠，關於中國社會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轉型，關於轉型之中工人處境的電影。那些五十年代建造的煤礦、工廠、宿舍，散落郊野，他們過去曾經繁盛輝煌，如今走進新時代卻萬分落寞。推開工人俱樂部的大門，裏面座位千席，可以想到過去群眾集會時的熱鬧，如今灰塵密布，人去樓空。」
賈樟柯談到，在第一個創作階段裏，他面臨一個瞬息萬變的社會，像小武這樣的人物是一個無法適應社會的不斷變化的形象。在電影《站台》所描繪的一九七九到一九八九年，是中國最重要的第一個變遷十年，也恰好是賈樟柯從童年到長大成人的時間段。「我覺得我一直身處在變革中。」
而在第二個階段，變革已經基本上塵埃落地，問題開始浮現。體現在這一時期賈樟柯作品裏的代表人物則是《天注定》裏的大海，他們面對改革帶來的問題，暴力成為他們挽回尊嚴的途徑。「我所憂慮是這樣一個改革結果，如果我們要急需往前走，就要面對這些問題。」
為小人物寫讚歌
無論是電影作品還是文字作品，都不難發現，賈樟柯總是把目光聚焦在那些濃縮了時代特徵的小人物。在賈樟柯看來，電影作為文學的一個分支，歸根到底還是關於人的探索。
「我是土生土長的山西人，山西是我的情感裏非常重要的一塊，我想用什麼方法回到家鄉做些事情。」去年，賈樟柯回到他的家鄉山西，在一座小城裏辦起了平遙國際電影展，八天裏吸引了二十個國家的五十二部影片參展。擁有與頂級國際電影節齊肩的軟硬體設施的平遙電影宮更是成為當地的文化藝術中心。
在《賈想Ⅱ》的序言裏，賈樟柯寫道：「知道真理不容易在手，也就不再強詞奪理。知道萬物有靈，也就不再唯我獨尊。」賈樟柯正在用他的行動，將電影文化從大城市向小城鎮流動，帶給他一直以來關心的那些萬物有靈的「小人物」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