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羅孚之子羅海雷接受《大公報》採訪 大公報記者張帥攝

　　由高林主編、邵燕祥題籤的《羅孚友朋書札輯》日前由內地海豚出版社出版，匯集了五十位知名人士，也是羅孚的朋友寫的書信手跡。其中，最年長的包天笑、豐子愷生於十九世紀，冰心、曹聚仁、林風眠生於世紀之交的一九○○年，巴金、聶紺弩、柯靈等生於二十世紀初，「最年輕」的董橋和亦舒如今亦已年逾古稀。羅孚之子羅海雷透露，在其所著的《我的父親羅孚》一書序言中，彼時已經九十高齡羅孚在文末寫下這樣的話：「我緬懷不羈的、荒唐的歲月以及逝去的至愛的朋友、文化人，也懷念那些咫尺天涯的老朋友們。」書札輯主編高林認為，這本書的特點是「三個一」，一位文人的特殊經歷，一代人的心路歷程，一個時代的別樣記憶。

　　大公報記者 張 帥、凱 雷

　　羅孚先生，原名羅承勛，是長期在香港居住的一位報人、作家、詩人和文藝評論家，也是一位社會活動家。一九四一年，二十歲的羅孚在桂林加入《大公報》，此後一幹就是四十一年。他曾主持的《大公報》子報《新晚報》，以趣味性、知識性見長，深受上個世紀中後葉的讀者歡迎。至今為人樂道的是，羅孚有兩位後來名滿天下的同事梁羽生和金庸，在他們的創作武俠小說的初期，作為總編輯的羅孚策劃、安排並促成了他們的寫作，由此也獲得「新派武俠小說的催生婆」美譽。

　　在羅孚的一生中，和許多前輩朋友同事有過書信的交往。書札輯主編高林指出，書信交往是中國文人的重要傳統，傳承文化，記錄歷史。正如蘇軾詩雲，故人應在千山外，不寄梅花遠信來。在手寫書信漸行漸遠的網絡時代，研究、整理和閱讀羅孚收藏的這些信件，顯得更有意義。

　　梁羽生：更看重自己寫的「聯話」

　　《羅孚友朋書札輯》主編高林介紹，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武俠小說還處於「流落江湖」的地位，澳門的一場比武吸引了大批香港觀眾，羅孚由此想到如果把現實生活中的武打搬到紙上，就有了更大的想像空間，也可能會吸引更多讀者。於是，羅孚鼓動平時喜歡侃侃而談歷史和武俠的香港《大公報》編輯陳文統（梁羽生原名），讓他通過武俠的形式用現代人的觀念來詮釋傳統文化，寫小說在《新晚報》上連載，一天一個「豆腐塊」。陳文統只醞釀了一天就開始奮筆疾書，幾天就寫出了《龍虎鬥京華》的開頭部分。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七日，《龍虎鬥京華》在《新晚報》刊出，這一天，不僅造就了以後「七劍下天山」的梁羽生，還開創了新派武俠小說新天地。

　　羅海雷介紹，父親和梁羽生都是廣西人，更是有百年歷史桂林中學的校友，梁羽生在信件中均尊稱羅孚為「承勛兄」，落款則 是「弟文統」，而收到羅孚的信，梁羽生稱每每「接大札如晤遠人，十分高興。」對自己的兄長，梁羽生也直陳「心聲」，在信札裏對自己的武俠小說評價「也就那麼回事」，反而更看重自己寫的聯話，信札透露： 「或許敝帚自珍，我這一生如果說是對中國文化還有點貢獻的話，那只是『聯話』這類文字（武俠小說是還有爭議的）。」並且指出： 「我的聯話，基本是從文史角度加以賞析的，尤其在今人作品方面，收集得較為豐富，而在『賞析』方面，也頗盡心力。」

　　一九五四年下半年，梁羽生已經在《新晚報》走紅，《大公報》也要求梁羽生寫武俠小說，但他無法同時寫兩篇，只好把小說移到了《大公報》去連載。

　　金庸：喜愛寫作和藝術研究

　　對於《新晚報》的空缺，擔任總編輯的羅孚想到了查良鏞。彼時的查良鏞，從《大公報》轉入《新晚報》做副刊編輯（有說法稱，查良鏞離開《大公報》北上準備加入外交部的希望未得到實現，回港後經羅孚協調最終加入《新晚報》），主編「下午茶座」欄目，業餘時間寫了幾部電影劇本也沒找到感覺。羅孚就鼓勵他在《新晚報》寫武俠小說，並說這是開天闢地的事情。查良鏞見到梁羽生的成功，本來也有些見獵心喜，躍躍欲試，這就「正中下懷」。一九五五年初，《新晚報》開始連載《書劍恩仇錄》。從此， 「飛雪連天射白鹿」的金庸正式出山。書札輯中，一九九二年元旦，金庸給羅孚「孚兄」的信中透露： 「我在香港《明報》之行政工作，已於一九八九年五月《明報》創刊三十周年時交卸，唯仍擔任董事長職務，掌握着新聞及評論政策。但工作已遠較先前輕鬆，可有較多餘暇從事自己所喜愛之寫作及藝術研究。」信中，金庸對自己到牛津大學為期半年的「訪問院士」也向羅孚提及。後來當獲悉羅孚從內地返港，金庸還來信「老友重逢，當置酒慶賀也」，可見兩人關係之親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