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展覽現場 大公報記者張帆攝

　　古今中外，名人書信一直是大眾喜愛的讀物。透過名人寫的信札，小到他們的生活俗事，大至周遭時代變遷，都可以由字裏行間獲悉。而在中國，古代名人的書札在歷史價值外，更多了一重藝術價值──很多書信本身就是一篇散文或詩詞，中國特有的書法藝術最早也是通過書信傳播和保存。

　　大公報記者 張 帆

　　近日，收藏古代名人書信頗具規模的上海博物館舉辦了以館藏「明代吳門書畫家書札」為主題的研究活動。說起「吳門」，觀眾或許會覺得冷門，但提到其中的幾位重要成員，必頓生親切：祝允明、文徵明、唐寅……是的，他們就是港人透過影視劇而熟知的「金裝四大才子」。通過對他們的親筆真跡的研究，才子的真正面貌和人生軌跡也得以真實呈現。

　　尺牘反映人生軌跡

　　「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客從遠方來，遺（讀「為」音）我雙鯉魚……」 漢朝的古詩賦予書信這樣一個綺麗優美的意象。其中的「鯉魚」非真魚，而是盛放尺牘的魚形木盒。

　　在中國古代，書信又稱「尺牘」或「書札」，又被形象地稱為錦鯉、飛鴻、青鳥、彩雲。它是人們互通消息的工具，也是承載一切美好感情的使者。文學史上，作為書信的司馬遷《報任安書》、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吳均《與朱元思書》、王維《山中與裴秀才迪書》、白居易《與元微之書》、蘇軾《答謝民師推官書》等等，都是膾炙人口的千古名篇。

　　藝術史上，早期的書法史幾乎都是以書信寫就。陸機《平復帖》是中國最早的法帖墨跡，亦是陸機寫給朋友的一封信。而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留下的書跡，也幾乎都是信手所寫的書札。

　　上海博物館館長楊志剛介紹，上海博物館收藏有大量明代名人信札，尤其是明代吳門地區書畫家的信札，不僅數量眾多，而且異常精美。以史料價值而論，這些信札內容上至朝政民生，下至家事兒女，或文章酬唱，或藝苑交遊，幾乎無所不包，是對當時書畫家的生平、經歷、交遊、藝術思想、審美情趣、乃至整個時代的文人生活與藝壇風尚最直接、最鮮活的反映。以藝術價值而論，信札隨意寫就，是作者在最自然狀態下的作品，它們體現了作者最原始而不假修飾的書寫習慣與書法面貌，能使人們從另一個側面了解這些書畫家的藝術風格。

　　此次研究活動，以推出「遺我雙鯉魚─上海博物館藏明代吳門書畫家書札精品展」為主線，同期舉辦相關主題的講座、親子課程等公眾活動，並出版專題畫冊。其中，展品中有館藏明代吳門著名書畫家書札精品近五十通，許多是首次面世。

　　「四大才子」確有其三

　　走進上海博物館四樓專題展廳，不大的空間裏，策展方特地用一面牆來繪製「吳門人物關係圖」，仔細尋找大家耳熟能詳的才子們的名字，唐、祝、文都在其上，唯有「周文賓」是後人杜撰的。

　　研究人員告訴記者，「吳門」在明代中葉集中在蘇州地區，之所以先關注這裏，因為這是世所公認的明代書法重鎮。「吳中四才子」（文徵明、祝允明、唐寅、徐禎卿）、畫壇四大家（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四大書家（文徵明、祝允明、陳淳、王寵）都是蘇州人。他們的友朋、子侄、門人以及後輩共同形成了吳門畫派與吳門書派，影響深遠廣大。

　　了解才子的成長，首先要從上一輩說起。如祝允明的岳父、學書「多所自得」的李應禎，景泰年間中鄉舉，入太學，及至成化年間，又以善書選為中書舍人，弘治初歷太僕寺少卿。由於李應禎平時恥以書名，所以每當別人有所求索，總是「不應」的多，故作品傳世稀少。所幸能夠發現他的幾件尺牘。「就字論字，李應禎的書法水平應該在明初諸賢之上」；師法黃庭堅的沈周，終生未仕，潛心詩文書畫，常與李應禎、吳寬、王鏊等文人集會，飲酒賦詩，並提攜祝允明、文徵明、唐寅等後輩書畫家，開創了「吳門畫派」的興盛局面；書學蘇軾的吳寬，乃明代飽學之士，其人行為高潔、品性溫和，人望甚高，在蘇州時與友人沈周共同提攜後輩。他的書札看來雖少蘇書的豪放磊落之氣，而書風極盡藏鋒，筆力厚重沉着，自出新意；書法師晉人、官至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的王鏊，人稱「震澤先生」。他平生好靜，詩文俱佳，書法清勁有古色，得晉唐筆意……

　　當然，真正造成「天下書法歸吾吳」顯赫聲勢的，是他們稍後的祝允明、文徵明、王寵三家。其中，祝允明的書法被推為「有明第一」。他博採眾長，臨摹功深，諸體皆能，尤以小楷與狂草為世推重。上海博物館原保管部主任張雷研究員介紹，「吳門書派」之執牛耳者當屬文徵明，其本人及子孫和主要門人的尺牘書法上博館藏豐富。文徵明的書法大多是從王羲之、趙孟頫及黃庭堅的筆意中融合而來。因其用功極勤、年壽又高，及至九十歲依然能做蠅頭小字。旺盛的藝術生命為後世留下了大量書作，是中國書法史上少見的高產者。而以「江南第一風流才子」自況的唐寅是畫家而兼書家，其書法追求晉人典雅之趣，長於行楷書，其書札筆精墨潤，隨意揮灑，風華四溢，文才翩翩。

　　「風流」唐寅命途多舛

　　在展廳中，經研究人員指點，一封並不會太引人注意的《吳寬致歐信札》讓記者停下腳步細讀。這封書札從一個側面向我們展示了「風流才子」唐伯虎的真實命運。

　　上海博物館書畫研究部副研究員孫丹妍介紹，這通書札，曾經由吳湖帆收藏，他將其定名為《唐寅乞情帖》，這是吳寬為受科場弊案牽連的同鄉友人唐寅向同僚乞情，請其通融照顧的信札。書法作小行書，墨色淡潤，字距緊湊，點畫微腴而提按自然，具有吳寬典型的畫風，上面還有「吳湖帆珍藏印」「梅景書屋秘笈」等收藏章六枚。

　　弘治十二年（1499）二月春闈，發生了一宗震動朝野的弊案，戶部給事中華昶彈劾會試考官程敏政徇私泄題，收受江陰考生徐經及唐寅賄賂。天子震怒，令禮部議處，禮部以「風聞」立案，華、程、徐、唐皆下獄，數月審理質問，官員猜疑攻訐，查無實證，終不能定案。案件的結局兩敗俱傷，華昶以「言事不察」，調南京太僕寺主簿（有一說法他即是影視劇中華太師的原型，後人為唐寅鳴不平而故意給他安排兩個傻瓜兒子）；程敏政以「臨財苟得，不避嫌疑，有玷文衡，遍招物議」，出獄後四日就因癰毒發作而卒；徐經數年後亦抑鬱而終，年止三十五歲；唐寅被判充吏役；曾經的鄉試解元、狀元的熱門人選，卻落得仕途終結，自此放浪形骸，寄情書畫。

　　從眼前的這幅書札看，作於當年八月十九日，是吳寬得知唐寅判定充吏後，為其向同僚乞求照應的信件。至於書札的受信人，經多方考證，應該是時任浙江布政司左參政的歐信。孫丹妍說，儘管最終唐寅拒絕充當吏役，吳寬的一番好意也並沒有派上用場。但這通信札既能看出吳寬對後輩的關懷與愛護，也反映出了蘇州文人提攜後輩、愛才惜才的風氣，這也是吳門得以聚集人才，形成一個影響廣大的藝術流派的原因之一。至於唐寅最終的選擇，現在看來很難用幸抑或不幸來評判，畢竟歷史上因此多了一位造詣非凡的文藝家。這樣的結局，他的友人，包括前輩吳寬，想必也感到欣慰。

　　祝氏狂放文氏篤實

　　專家介紹，書札的書寫較為隨意，又是書者私密事，更見性情。但也給真偽鑒別帶來了麻煩。有時候，同一個人的書法作品和書信會有所不同，可能會被認為是假的，其實卻不然，因為有可能是寫在旅途之中，舟車之上，倚馬立就，匆匆回覆，無暇筆硯精良。然而它又必然能符合藝術家的個性風格。在那些才子們的書札之間，發現他們的一些特點是影視劇沒有歪曲的。

　　所謂「字如其人」，透過書札可見祝允明確如傳說中那樣倜儻不羈，造就了他的書法面貌多樣。如《致文貴札》是他邀請朋友在風雨交加的重陽節到家裏喝酒博戲，為其草書風格，狂放任性。而《劉姬詞與致朱凱札》其實是兩件被裝裱在一起的作品，一件是祝允明代一名劉姓女子寫的小詞，抒發她對失約情郎的哀怨；另一件是他把自己作的仿齊梁風格的宮體詩抄錄給友人朱凱，並向他請教。專家還特別指出，祝允明臨仿各家各體都有亂真之能。這件作品雖然寫的都是小楷，但一學鍾繇，一學王獻之玉版十三行，一古雅幽遒，一風神駘蕩。

　　而知名度不及唐祝的文徵明，雖未如電視裏那麼木訥，但篤實隨和是肯定的。其中一封他寫給妻子的書信，詢問妻子銀錢夠不夠用，不夠的話再寄去一些。又切切叮嚀，家裏的事務千萬不要和大房裏的人計較。這樣的家書再普通不過，唯一的難得是，即便是給妻子的書信仍然是規規矩矩的行楷書，「自首至尾無一懈筆」。文徵明在世時就聲譽隆，尤其晚年求畫者絡繹不絕，他與沈周一樣性格溫厚，大多時候都如人所願。在《致朱察卿》的書札裏可見，是朱察卿請文徵明為其祖父寫一篇墓誌，文徵明表示自己因病拖延了很久，而且年老難以寫楷書，最後還是勉強應命完成，感到十分慚愧；另一通寫給一位妹丈的書札裏，他提及自己的某個兄弟要求他畫幾把扇子，他應命畫予他，雖然畫得不太好，但都是親筆所作。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即便才子們仍然健在之時，市面上已有仿冒偽作。

　　除了本人親筆，此次的研究，也進一步拓展到才子們的後輩門生，或是友人。如一封《文彭致錢谷札》是文徵明的長子文彭寫給好友的信札。文彭堪稱全才，他善書能畫，長於治印，尤其精於賞鑒。他寫給好友錢谷的一通書札，主題就是在品評近來友朋間得到的書畫古玩。賞畫的同時，文彭還提議，要與錢谷一同品嘗惠山泉水泡的新茶。

　　此外，陸治受託點染扇面，錢谷要替別人潤色畫稿，王谷祥匯集了名家的書畫作為擢升的賀禮，俞允文請人鑒定拓本，王寵給王守講述生活困境、債務纏身的家書……都可以窺見當時「吳門」交流之頻繁，關係之錯綜。

　　在張雷看來，尺牘之於書法，就像詞之於詩，詩言志，為大道。詩不能盡，發而為詞，詞雖為詩餘，亦有其獨有的細膩幽微，最終堪與詩並稱。尺牘雖不能代表一種全面的書法風格，但卻能真實地展示這位文人的藝術修養與審美情趣，也是研究藝術史的一個豐富的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