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甲午戰爭失敗後，台灣被日本掠奪。1898年百日維新失敗後，清朝頹勢已成，病入膏肓，列強趁機紛紛上門敲詐索要，英國就在當年藉機強行租借新界99年，輕而易舉，不費一兵一卒。列強垂涎東方這塊肥肉，爭相搶奪，恨不得割之啖之，貪得無厭之餘，2年後索性藉義和團動亂組成八國聯軍。120年前（1900年），也是庚子年，聯軍攻入北京，慈禧挾光緒倉皇出逃，首都失陷，敵軍姦淫擄掠，無所不為。翌年《辛丑條約》簽訂，照例割地賠款，這是中國近代歷史的奇恥大辱，也是中國人從此奮起的拐點。

　　當年八國均享有治外法權。所謂治外法權，是西方列強以當年清朝是「未開化」的國家沒有能力作出公正審判為理由，採取強壓的方法保護其在華的僑民，強迫清朝同意的單方面的措施。外國僑民當年在中國土地上犯法，不得由清朝政府的法庭審理判刑。這類治外法權作為一種對主權的侵犯，曾引起國民極大的憤恨，是不平等條約的組成部分，是國家喪失部分主權的恥辱象徵。當年中國，四億五千萬人民，特別是年輕一代和知識分子，終於逐漸覺醒，明白到國家民族已到了最危險的存亡絕續的時候。全國各地奮起救亡圖強，就是從八國聯軍被入侵之後開始。歷經半個世紀的浴血鏖戰，終於迎來共和國的成立。

　　八國之中，最早被迫廢除在中國享有治外法權的，是戰敗的德國和奧匈帝國，當時是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中國是戰勝國。1924年蘇聯自願放棄其在中國的特權。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成為同盟國，經斡旋後，美國和英國先後宣布放棄其在中國的特權。意大利和日本是軸心國，與中國為敵，不平等條約一筆勾銷，自動失去他們的特殊地位。1946年，法國亦放棄其在中國的特權。至此，歷史翻開新頁，八國在中國土地上享有的治外法權全部收回，中國對外國僑民恢復司法（拘捕和判刑）的主權。1949年共和國成立，宣布徹底廢除所有不平等條約，外國非外交人員的治外法權在中國至此壽終正寢。在戰爭中因為戰敗而失去的東西，通過戰爭戰勝而收回來。

　　97回歸，通過談判，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不費一兵一卒。因為是用和平手段，自有討價還價。基本法對「一國兩制」的安排，現在回顧起來，若干對英國的讓步，實是關鍵漏洞，一直未能堵塞，23年來隨着國際形勢的推移，成為白蟻巢穴，侵蝕香港社會的肌理。其中兩大漏洞互相關聯，就是國家安全立法和終審法院的安排，性質上與治外法權雖不盡相同，但於國家主權應同時包括司法管治權的思路是一致的。

　　回歸前香港的終審法院是英國倫敦的樞密院。在「一國兩制」的安排下，特區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中國同意終審法院設在香港而不在北京。當年就有關終審法院的管轄權（不應包括國家行為），結構組織和任命方法，有沒有違憲審查權，是否設立判後補救機制，其本質是否屬中央政府授權等關鍵問題，中英雙方有激烈的爭論。例如國家行為，除國防和外交之外，還有一些中央管理的事務及中央和特區關係的事務，理應屬於國家行為。英方堅持國家行為只限於國防和外交，中方堅持國家行為包括國防、外交等行為。一字之差，南轅北轍。現在看來，中國同意終審法院設在香港的具體安排和基本法第23條由特區政府自行立法，從中央的角度看，既是用心良苦，更是勉為其難，明知有漏洞，為了和平回歸和順利過渡，有所妥協。同意終審法院設在香港，是由全國人大授權的本質，而外籍大法官的任命，則有「治外法權」的權宜性質。一字之差，法理分明。

　　時移勢易，如今美國鐵定要和中國過不去，聯同英國在香港搗亂，正是通過這兩個關鍵漏洞來搞局。香港終審法院的成員，不少是持外國國藉的，而且是終身委任制。全港共約300名法官，司法獨立和終審在港，這兩個基本點，加上泛黃議員配合泛黃律師，不斷通過（近乎濫用）司法覆核和不服上訴的機制，干擾行政，挑戰執法，使法院體系儼然凌駕於行政之上。律政司署疲於奔命，加上立法會內質素逐步低下弄至不忍卒睹，回歸前香港引以為傲的行政主導差不多喪失殆盡。去年泛黃黑暴動亂以來，對犯罪分子，警察拉人法官放人，部分法官判案從政治立場出發，判詞駭人聽聞，案件積壓如山，效率不彰。遠的不說，2年前終審法院裁定黃羅周三人上訴成功，釋放這些非法「佔中」的犯罪分子。本人當時已看出，香港山雨欲來，從此多事。如今果不其然，兩年來江河日下，慘不忍睹。300個法官，分成幾派，各有山頭，互相牽絆組結，攀附上位，峨冠博帶，擺出陣勢，很能夠嚇唬一般市民。他們儼然成為「獨立王國」，基本上可以自家說了算，沒有有效的任免和監察機制。一年來香港飽經憂患，唯一的「好處」，就是讓我們看清楚某些法官的嘴臉和立場，時而程序公義，時而主觀說事；讓我們了解到所謂判案的公正無私，實在不可輕信；道貌岸然的某資深大律師更是口舌如簧，反覆無常，令人齒冷。

　　由此可見，在法官（和律師）的隊伍裏，國家意識和民族立場，有極度重要性。部分法官為何敢做違法動亂之徒和宣揚「港獨」之人的保護傘？因為他們有恃無恐，缺乏監管，這是反中亂港的禍根之一。英國最高法院四任院長如今都鎮守香港終審法院。這就是所謂治外法權。全世界任何地方，一國之內，沒有比香港的司法體系更奇特乖張，誠咄咄怪事。香港回歸之時，作為「一國兩制」的一部分，設計的初衷是為了保持香港法律體系的延續性。可是，英國在撤離之前，機關算盡，設置暗樁，把司法獨立包裝成反華勢力干擾香港運作的工具。目前香港司法體系的主管權，不僅沒有完整地回歸，而且事實證明了還被西方反華勢力控制，導致香港作為中國的特區、一個直轄中央的城市，我們的法官居然幾乎百分百是外國國籍或雙重國藉。無論泛黃黑暴動亂多麼厲害，無論漢奸叛徒暴民多麼囂張，在法庭內來到某些法官面前，就有各種各樣從輕發落、減輕刑罰，甚至直接無罪釋放的說辭。

　　最典型的例子是，有法官敢於稱讚暴徒是有前途的大好青年，輕判社會服務令，鼓勵他將來競選區議會從政。一時輿論嘩然，各界議論紛紛，可惜欲變無從。

　　英國最高法院的連續四任卸任及現任院長，現在全部出任香港特區的大法官，更全部坐鎮香港特區的終審法院。這四位現任及前任英國最高法院院長包括韋彥德勳爵，范理申勳爵，廖柏嘉勳爵及何熙怡女男爵。英國最高法院於2009年成立，也就這4個院長，他們全部派到了香港的終審法庭。這就是治外法權問題的癥結所在。

　　香港回歸祖國23年，只是主權回歸，治權特別是司法權並未完全回歸，因此亦同時影響民心回歸。此所以涉港國家安全法（簡稱「港區國安法」）應從速完成，法律條例和執法一定要是「有牙老虎」，不可以是無牙婆婆。香港的司法制度及法官的評核和任免更替，應從止暴制亂開始，依法檢討不斷改進，以收犁庭掃穴之效。有效有序地完整地收回司法權，才能確保「一國兩制」在不斷改良優化的過程中行穩致遠。

　　正是：

　　揆情度理除奸偽，

　　不識時務守成規？

　　事隨境遷須變通，

　　治外法權應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