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素有東方明珠之美譽。1997年回歸前，西方不少人曾預言香港將從此失去其光采，特別是回歸之初就遇到了東南亞經濟危機，隨後又是「非典」和禽流感，但事實卻證明了「一國兩制」下香港的生命力。在英國外交部舉辦的回歸十周年招待會上，英國時任副首相彭仕國高度讚揚香港的成功。在香港回歸二十周年時，英國外交部按慣例發表所謂的《香港問題半年報告》，儘管帶有不少西方根深蒂固的偏見，但也仍明確承認「一國兩制」實踐取得巨大成功。

　　2019年是香港歷史上重要的一年。經過「修例風波」之後，香港國安法和新的選舉制度實行。這一變化被不少學者稱為香港的「二次回歸」。如果說第一次主要是主權的回歸，第二次則是要實現人心的回歸。面對香港的重大變化，一再預測失敗而從不接受教訓的西方再度放言香港將從此暗淡下去。

　　但從內外條件來看，香港只會更加璀璨，綻放出更加絢麗的光彩。

　　眾多優勢難輕易被取代

　　首先，香港最重要的經濟地位是世貿組織的單獨關稅區。目前全球只有四個，另外三個是歐盟、澳門、台灣（台澎金馬）。單獨關稅區的地位是世貿組織賦予的，這種國際公認的地位，並不是任何一個國家給予的，也不能被某一個國家任意廢止。所以即使和中國進行戰略博弈的美國決意要在世貿組織的框架下取消香港的單獨關稅區地位，亦需要在WTO制度框架內面臨極為漫長的法律程式，更別說作為世貿重要成員的中國也絕不會放任不管。

　　更何況，香港與美國之間貿易額在380億美元左右，而美國對香港貿易順差高達334億美元。美國此舉只會給自己造成重大損失，香港對美出口的產品卻可以轉向其他國家和地區。

　　所以，美國雖然可以從地緣政治上打香港的地位牌，但不會真的犧牲自己的經濟利益。這也是為什麼美國最重要的盟友、同時也長期是中國第一大貿易夥伴的歐盟也不會隨美國起舞的原因。早在2020年5月香港國安法引起西方關注時，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就明確表示：「制裁不是正確的手段」。

　　其次，香港經濟的核心是它的金融以及它在亞太乃至全球的金融中心地位。香港之所以有此地位，有很多因素。比如金融機構和市場緊密結合，採取以市場而非政策為導向的發展策略。香港特區政府恪守盡量不干預市場運作的原則，並實施低稅率政策和推行簡單的稅則，使各類商業活動在有利的營商環境之下，能有更多的主動權及創新空間，並吸引眾多的高端國際人才赴港工作及定居。

　　此外還有香港股市法制健全、監管架構完整，公司治理制度完善、國際化程度高；香港外匯市場沒有外匯管制，且位於有利時區，可以24小時在世界各地市場交易；港幣掛鈎美元的聯繫匯率制度，更有利於維持商業交易的穩定。當然香港有內地做為經濟腹地的優勢也非常關鍵。特別是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之後，香港扮演內地市場跳板的角色也更鮮明，成為外商與內地合資的重要管道。香港金融中心這幾個條件和優勢，都不會因為任何其他因素而改變。

　　第三，香港過去繁榮和穩定的一個主要原因在於非政治化的商業城市。但中國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以後，西方改變對香港介入的立場等原因使得香港日益政治化，政局和社會時有動盪。作為金融中心，沒有穩定和心理預期，其後果是極為嚴重的。除了金融業，香港的其他經濟支柱房地產和消費也都依賴社會的穩定。香港80%的遊客來自內地，在非法「佔中」和「修例風波」中，內地和海外遊客大幅減少。

　　香港國安法和新的選舉制度實行以後，有效阻斷外部亂港勢力的介入。沒有外部勢力的支持，內部的亂港勢力也就缺乏能量。香港迅速恢復穩定，整個社會的可預期性增強，這從宏觀上大大有助於香港的經濟發展。

　　迎來新的歷史發展機遇

　　第四，香港一百多年來就形成了強大和堅韌的商業基因，這近十年的政治化是特例。既有回歸後的磨合因素，也有外部勢力的高強度介入。經歷過考驗而覺醒的香港社會，在中央政府全面落實管治權的背景下，這種商業基因會迅速回歸，重新成為主導。

　　最後，「二次回歸」後，一方面可以保證香港的穩定，另一方面中央更加便利出台支持香港發展的政策，更會為香港發展創造良好的條件。坦率講，以中國當下的經濟實力，拉升香港經濟發展實在算不了什麼。

　　所以，一旦香港徹底恢復穩定，商業基因回歸，再加上中央政府的助力，香港必然加速發展，更加繁榮。全球資本認為有利可圖，必然會積極擁抱香港，擔心外資流失、人才流失等顯然是杞人憂天了。

　　「一國兩制」是中國的創舉，是以一種和平方式解決重大分歧的政治安排。它有兩層含義：第一層含義，問題的解決是和平方式；第二層含義，問題解決之後它的運行也是和平方式的。否則，都有可能危及「一國兩制」。今天香港的「二次回歸」就是要回應第二層含義。從這個意義上講，香港確實迎來了新的發展歷史機遇，這顆東方明珠也必將日益璀璨、奪目。

　　旅法政治學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