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香港特區政府引用《緊急情況規例條例》制定《禁止蒙面規例》對穩定香港局勢、止暴制亂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然而高等法院原訟庭在11月18日卻宣告特區政府制定《禁止蒙面規例》所依據的《緊急情況規例條例》部分條款不符合基本法而致使有關條款無效。這一看似言之鑿鑿的判決對特區政府止暴制亂的行動不啻構成了一次沉重打擊，對於香港街頭已呈疲憊之態的暴力分子則是一劑強心針，立即將香港特區帶入了更加嚴重的規則和價值的衝突和混亂之中。

　　鑒於高等法院原訟庭的判決對於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權威也構成了挑戰，11月1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國務院港澳辦迅速做出了嚴正表態。人大法工委發言人明確指出，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香港特區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只能由人大常委會作出判斷和決定，任何其他機關都無權作出判斷和決定。香港特區高等法院原訟庭有關判決的內容嚴重削弱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應有的管治權，不符合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的規定。

　　國務院港澳辦發言人則指出，香港高等法院原訟庭判決《緊急情況規例條例》賦予行政長官在某些情況下制定有關規例的規定不符合基本法，並裁決《禁止蒙面規例》的主要內容不符合相稱性標準，公然挑戰人大常委會的權威和法律賦予行政長官的管治權力，將產生嚴重負面社會政治影響。

　　與此同時，美國總統特朗普在2019年11月27日簽署了所謂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在美國將中國視為戰略對手，並單方面對中國發動貿易戰挑起各種矛盾衝突的背景下，《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出台讓香港成為美國向中國施壓的一個重要砝碼。種種跡象表明，美國方面正在試圖利用香港「修例風波」的亂局越來越深地介入香港問題，而且甚至將港台作為中美戰略較量的側翼，美國幕後主導下在香港特區治理和兩岸關係問題上實現內外聯動，對中國展開極限施壓。《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由特朗普簽署，可謂是「老鼠拉木鍁，大頭在後頭」，此舉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視為美國全面介入香港事務並完成從「英退美進」到「美國主導」的轉換。

　　港區國安法：「超級殺毒王」兼容基本法第23條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晨5月22日向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作關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草案）》的說明中指出，新形勢下從國家層面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工作的總體要求是，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深入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把維護中央對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起來，加強維護國家安全制度建設和執法工作，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確保「一國兩制」實踐不變形、不走樣。

　　5月28日，全國人大以極高票數通過「決定」，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制定相關法律。全國人大常委會據此制定港區國安法，防範、制止和懲治發生在香港特區內的任何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等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以及外國和境外勢力干預香港特區事務的活動。

　　這部全國性法律可以從國家層面根據維護國家安全的需要設立依法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相關職責的機構，依法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相關職責，建立中央層級的維護國家安全機制，最終通過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列入基本法附件三並由香港特區在當地公布實施。

　　在國家層面為香港特區撐起維護國家安全的大傘之後，香港特區根據基本法第23條規定仍然負有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和立法義務，特區政府可以在國家支持下團結特區社會各界更為積極地在本地展開23條立法工作創造有利的條件，盡早完成維護國家安全的有關立法，同時，這些香港特區出台的維護國家安全的立法及其實施都不得同全國人大的「決定」相牴觸。未來，如果香港特區內部根據23條的規定履行憲制責任完成維護國家安全立法工作並建立相應的執行機制，這將最終推動香港特區構建形成雙層立體的國家安全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體系。

　　港區國安法的橫空出世意味着香港特區將要徹底告別23年來一直沒有設防的狀態。如果說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香港特區的憲制基礎為特區治理提供基本的操作系統，國家安全立法則是為香港特區新的操作系統提供「殺毒軟件」，那麼，港區國安法的制定實施實際上就是這麼一個「超級殺毒王」，是由中央出品的剛剛升級完畢符合中南海治國安邦標準的最新版「殺毒軟件」，同時，這個「殺毒軟件」與香港特區將來根據基本法的規定履行憲制責任出品的本地版本的「殺毒軟件」之間是可以實現互相兼容和有機協調。（完）

　　南開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台港澳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