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建國以來最具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是重新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偉大起點。就對台工作而言，這次全會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對台工作大政方針戰略性調整的歷史起點。這次會議形成的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在綜合考慮黨和國家工作的根本任務、基本思路、發展戰略的基礎上，做出了爭取祖國和平統一的偉大決策，並形成了「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戰略構想，使解決台灣問題的理論和實踐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一）

　　新時期黨的對台工作大政方針的一個最為突出的標誌，就是爭取「和平統一」，實現「一國兩制」。這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工作中心轉移的同時，總結建國以來對台工作經驗討論新形勢下對台工作面臨的新問題、新情況，所做出的重大決策。

　　如何解決台灣問題，實現國家完全統一？這是建國以來我國領導人就一直考慮的重大問題。解決的方式無非是兩種，一是非和平方式，即武力方式；一是和平方式。從1950年開始，一直是準備以武力解決為主，但也爭取和平解決。1956年，新中國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新時期。毛澤東、特別是直接領導對台工作的周恩來，從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願望出發，適時提出一系列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重要原則和政策主張。周恩來概括為「一綱四目」。遺憾的是，「文化大革命」爆發，對台政策發生重大逆轉。

　　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偉大的歷史功績，就在於從根本上衝破長期以來「左」的思想的嚴重束縛，端正黨的思想路線，從實踐和理論上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將黨和國家的事業引向健康的發展軌道。1978年12月13日鄧小平在為三中全會做準備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表了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這篇實際上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主題報告的重要講話，通篇講的都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他強調，「只有思想解放了，我們才能正確地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解決過去遺留的問題，解決新出現的一系列問題」。12月18日-22日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正是用鄧小平的這一重要講話精神統一了全黨的認識，恢復了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作出了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四個現代化建設上來，並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

　　這一歷史性決策決定了黨和國家各項工作的方針政策。大規模的經濟建設需要一個和平穩定的內外環境。作為事關中國統一大業最重要的台灣問題，是用和平方式還是用非和平方式解決，就成為一個擺在黨和國家領導人面前的急需回答的重要問題。

　　鄧小平後來說過，「一國兩制」是根據實際情況提出的構想，首先是從台灣問題開始考慮的。鄧小平在恢復中央領導崗位後，即開始對黨和國家的未來進行戰略思考。與此同時也開始了對台灣問題的思考。當時鄧小平對對台工作的思考發展過程可做如下簡要追溯：

　　1977年8月24日，會見美國國務卿萬斯時，鄧小平說，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別人不能幹涉。我們準備按三個條件（即廢約、撤軍、斷交）實現中美建交以後，在沒有美國參與的條件下，力求通過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但不排除用武力解決。中國人民、中國政府當然會考慮台灣的實際情況，採取恰當的政策解決台灣問題，實現國家的統一。

　　1978年1月4日，會見美國民主黨參議員肯尼迪一行時，鄧小平說，台灣問題何時用何種方式解決是我國內政，但在解決時我們會注意到台灣的特殊情況。

　　10月22日鄧小平訪問日本。25日在同日本首相福田赳夫會談時，鄧小平表示，國際上所有存在一分為二狀況的國家，總有一天是要解決的。就我們來說，就有台灣問題要解決。問題不成熟，可以慢一點解決。我們將在充分尊重台灣現實的基礎上，來解決台灣問題。

　　11月14日，在會見緬甸總統吳奈溫時，鄧小平又指出。在解決台灣問題時，我們會尊重台灣的現實，譬如，台灣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動，美日在台灣的投資可以不動，那邊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動。但是要統一。

　　11月28日，會見美國友好人士斯蒂爾時，鄧小平表示，台灣歸還中國，實現祖國統一，在這個前提下，我們將尊重台灣的現實來解決台灣問題。台灣的社會制度同我們現在的社會制度當然不同，在解決台灣問題時，會照顧這個特殊問題，「中華民國」的名稱要取消，它可以成為地方政府。根據現實情況，可以保留它的資本主義制度。

　　從上述鄧小平關於台灣問題的一系列政策性講話可以看出，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在當代中國歷史轉折關頭，鄧小平已經基本勾畫出我們黨關於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政策框架：尊重台灣的現實，考慮台灣的特殊情況，或照顧台灣的特殊性，台灣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動、生活方式可以不動，美日等外資在台灣的投資可以不動，但國家必須統一，實行第三次國共合作。 （明日刊出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