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荏苒，爆發於1919年5月4日的「五四運動」迄今已過去106年。回溯歷史，《大公報》及許多愛國人士均在這場波瀾壯闊的民主浪潮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919年初，重新瓜分世界的巴黎和會召開。時任《大公報》經理兼總編輯胡政之成為唯一進入和會現場的中國記者，開創中國記者報道國際重大會議之先河。胡政之就此撰寫的一系列通訊，在《大公報》刊發後，一時洛陽紙貴。青年學生從中看到帝國主義戰後分贓的猙獰面目，徹底打破對帝國主義的幻想，長期壓抑在心頭的怒火和愛國熱情被瞬間點燃。1919年5月4日，他們走上北京街頭，喊出了反帝愛國的口號。

　　《大公報》見證並記錄了「五四運動」這一民族復興的歷史起點，《大公報》引領了五四運動輿論。

　　五四運動推動香港新文化思潮

　　除此之外，五四運動中的新文化思潮也在香港延續並發展。1927年，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魯迅應邀來港並發表演講，呼籲中國青年打破沉默，勇敢發聲，推動思想進步。他直言：「我們此後實在只有兩條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捨掉古文而生存。」這些演講被譽為香港新文學運動的催化劑，為香港的文化改革注入了活力。

　　同時，胡適也在其著作《南遊雜憶》中提到，他曾鼓勵香港教育界推動普及教育，並接受中國大陸的新文化潮流，避免倒退保守。這些言論進一步鞏固了五四運動在香港文化啟蒙中的地位。\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