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界故事總是引人注目。早前一宗疏忽過馬路案件審足40日，引發東區法院暫委特委裁判官何麗明簽發拘捕令，通緝代表被告執業大狀梁耀祥歸案，原來兩人在審訊時經常針鋒相對，梁大狀甚至公然在庭上質問何官：「Are you insane?」（你係唔係癲咗？）

　　上述鬧劇式藐視法庭案，律政司至今尚未拉人歸案。另一宗非禮案犯人，升格成為執業大狀的「好戲碼」，已悄悄在高院上映，但今次看官要睇清戲碼，並不容易，若要一窺主角真容，隨時被控藐視法庭。

　　故事主角年輕人A，2011年犯下非禮罪入獄，八年後卻能在律政司反對下，成為執業大律師。這不是電影情節，是大律師公會過去兩年在高等法院及上訴庭參與寫下的罕見故事。但這亦是一個「說不得」的故事，原因是法庭早已給A匿名保護。

　　從A角度看，從罪犯搖身一變成大狀，是一個自新勵志故事；但從非禮案件受害人看，卻不一樣，因為將來不論A參與檢控還是辯護，都是難堪的。可惜，可憐的受害人不但無法拒絕，就連知情權都被剝去，因在法庭匿名保護下，公眾不會知道誰人是A。

　　A已在過去數月正式執業，工作亦已排滿日程，大公報記者一直追尋A的真身，經過多方消息、反覆查證，終於與A直接對話。本要追問A將來如何做好大律師工作，特別是對來自風化案的委託人，他會坦承交代過去嗎？

　　顯然A沒有這考慮，滿有自信的他，只輕說記者再問，也無法將內容報道出去，原因是他的身份，從高院審理他認許大律師申請開始，就已受到法庭匿名令（anonymity order）保護，任何直接或間接披露他個人身份均屬藐視法庭。

　　大公報記者追問A的口講禁令是否存在，A隨即聲稱有法庭「紅頭文件」在手，但因文件在代表律師手上，無法展示證明。

　　然而，要證明有關匿名令是否存在，不應該有什麼困難，尤其在講求司法透明度的今天，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在連續兩年的法律年度典禮致辭時都強調司法透明的重要性。照常理，只要向司法機構查詢，應立即有答案。

　　想不到司法機構連最基本的透明度都拒絕了，新聞組多日後回覆，只有一句：「司法機構不評論個別案件。」

　　大公報記者鍥而不捨，再書面追問高等法院司法常務官，追問禁令是否存在，若有，公眾及傳媒有權得知自己有否犯禁，一星期後獲書面回覆，原來是法例列明，「任何人在繳付訂明的費用後，均有權查閱已在登記處存檔有關規則內的指定文件，例如法庭在公開聆訊上作出的判決或命令。」

　　最終記者到高院登記處申請查閱，當值人員仍質疑記者不是該案參與人，未必有權查閱，記者出示司法常務官覆函，才獲准借閱禁令文件，證實這是一個「說不得」的故事。

　　社會尊重司法制度，不評論禁令是否適宜，但禁令仍然有效，任何人披露A的身份，隨時被控藐視法庭。理應公開昭示或允許被查閱的事，如今傳媒追問也要波折重重，不捨追問近一個月才有答案，司法透明度如此之低，敢問公眾如何避免犯禁？

　　社會對大律師有高度期望，這包括道德操守，將來案件受害人、委託人是否有權知道代表大狀曾否觸犯與案件相關罪行，這留待公眾討論。

　　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