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政法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院長蔡斐著有《重慶近代新聞傳播史稿（1897-1949）》一書（下簡稱《史稿》），書中寫道：「《大公報》作為一張民間報紙，在抗戰時期立言為公、文章報國，始終把國家的命運，民族的命運放到首位。」蔡斐認為，《大公報》超越了「文人辦報」的局限性，以筆為槍，報國有為。

　　「報館被炸塌多少次，就站起來多少次。報紙也活下來了。這是中國新聞界自強不息的體現。」蔡斐慨嘆，「《大公報》所獲的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頒發的『密蘇里榮譽獎章』，是民國時期中國報紙的最高榮譽，可以看成是『學院版』的普立茲獎。」蔡斐認為，這說明了《大公報》得到國際認可，被西方新聞學界樹立為標桿旗幟。中國新聞業在抗戰背景下生存發展，也鑄造了一種新的輝煌。\大公報記者 韓毅

　　「1938年12月1日，《大公報》離開漢口，遷渝出版。在離開漢口的最後日子裏，王芸生在社評中稱：『我們自誓絕對效忠國家，以文字並以其生命獻諸國家，聽國家作最有效率的使用，……我們永遠與全國抗戰軍民的靈魂在一起。』1939年4月15日《大公報》在社論《報人宣誓》中說：『我們誓本國家至上民族至上之旨，為國效忠，為族行孝，在暴敵憑凌之際，絕對效忠於抗戰。』愛國之忱，溢於言表。」蔡斐研究認為，《大公報》以筆為槍，為國家做出了很大貢獻，發表了很多關心人民疾苦的言論，例如連載《豫災實錄》的通信，並配發《看重慶，念中原》社評，飽含人民情懷。

　　國家存亡之際 文脈不斷

　　《史稿》統計數據表明，在《大公報》「星期論文」延續的15年期間，來自實業界、金融界、科學界等的逾200位作者，發表各類評論文章750多篇。論題主要有兩類，一是痛斥敵寇、分析敵情、堅持抗戰、呼籲全民族投身於抗戰偉業；二是揭露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後，大後方物價飛漲、經濟破產、民不聊生。受戰局所迫，知識精英們紛紛利用專業知識，對國內外重要問題進行較為全面而深刻的分析，並提出自己的主張。他們憂國憂民，觀點深刻，言論在當時產生了重大影響。

　　「1944年10月8日，《大公報》發表了英國學者拉斯基的《對於中國勝利展望的一些感想》。從這天開始，『星期論文』開始接納外國學者。接着，發表了四位英國學者的論文，還翻譯了一位日本人的論文。這是《大公報》準備『走向世界輿論舞台的嘗試』。」蔡斐介紹，有評價說，在全面抗戰期間，《大公報》的「星期論文」專欄幾乎成為抗戰期間國內獨樹一幟的、具有最高認識水準和理性風度的自由主義思想園地。在戰時緊急背景之下，《大公報》推出的「星期論文」於國家有益，內容選題寬泛。在國家陷入戰爭、生死存亡關頭，文脈沒有斷，這正是《大公報》對中國知識界的偉大貢獻。

　　1941年4月，一封越洋信函抵達戰火中的重慶報館。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讚譽：「《大公報》刊行悠久，代表中國報紙。」「在中國遭遇國內外嚴重局勢之長時期中，《大公報》對於國內新聞與國際之報道，始終充實而精粹，其勇敢而鋒利之社評影響於國內輿論者至巨。」「《大公報》自創辦以來之奮鬥史，已在中國新聞史上放一異彩，迄無可以頡頏者。」《史稿》介紹，1941年《大公報》獲得密蘇里新聞獎，是彼時國際新聞領域的最高獎項，這是中國報紙第一次獲得最佳報紙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