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孕嬰兒出生後僅存活57天」、「胚胎移植三次失敗，身心俱疲要求退款」……2001年發布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規定，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不得實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術，然而這僅僅對醫療機構、醫務人員產生約束力，並不能制止醫療機構之外的組織和個人實施代孕。二十年過去了，法律沒有發生變化，但現實生活中的代孕行為和爭議性糾紛卻越來越多。

　　「在實施代孕過程中，可能會出現詐騙、遺棄、拐賣婦女兒童、非法行醫等刑事犯罪，民事上也很可能出現探視、撫養、家暴、繼承等糾紛。」北京市盈科律師事務所曹曉靜認為，「生育的事不能建立在金錢之上。」

　　「即使在允許代孕的國家，其開放程度也有不同。」在京衡律師上海事務所高級合夥人余超看來，「對於代孕，應當進行更為精細的立法規範。」中國衞生法學會副會長鄭雪倩表示，法律可以嚴格限制特定情形可以適用代孕技術的條件。

　　全國人大代表、著名作家蔣勝男曾於2021年全國兩會提交了名為《關於明確將組織、中介非法代孕行為歸於刑事犯罪的建議》的提案。「我能理解不孕不育家庭的遺憾和需求，但任何人的需求滿足都不能建立在對他人身體的傷害之上，更不能因此就放棄對犯罪行為的懲治。」蔣勝男認為，「合理合法的需求，我們可以在法律允許的情況下，在公立醫院解決。但目前的情況，有大量的需求是被那些『地下中介』為了賺錢而人造出來的，甚至有不少仍具生育能力的女性，最終也走上了找人代孕的道路。」她表示，應該從國家層面盡快完善有關代孕方面的法律規定，將非法代孕早日納入刑法規制的軌道，讓其不再遊走於法律與道德的邊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