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在台灣高秉涵經常會牽着母親衣服的袖子，彷彿牽着母親的手/受訪者提供

　　「我是踩着屍體上船的。」1949年13歲的高秉涵離開母親，跟着逃難的人，用了半年時間從山東菏澤老家，歷盡艱難走了2000公里路，於同年10月16日，擠上了從福建廈門開往台灣的最後一班船。那是一艘軍事登陸艇，因為承載量有限，人群瘋了般向甲板湧去。關門時，擠在門當中的人有的被切掉了胳膊，有的切掉了頭。沒擠上船的兵，朝着船上開槍掃射，發泄怒火。

　　初到台灣，舉目無親的高秉涵睡在台北火車站，跟垃圾場裏的野狗打架，爭搶別人吃剩的東西，卑微地延續着自己的生命。1952年，高秉涵考入台灣建中夜校，後又考上台灣國防學院法律系，1963年畢業後成為金門駐軍軍事法庭的法官，最後成為了一名律師。

　　1982年，有一位已移民阿根廷的山東菏澤老鄉卞永蘭女士回大陸探親，路經台灣，高秉涵懇請她帶一些家鄉的泥土回來。3公斤的菏澤泥土，一戶一湯匙，用筷子弄平，分了50多戶菏澤老鄉。作為「分土人」，高秉涵得到了兩湯匙泥土。他將一湯匙泥土鎖進了銀行保險箱，而另一匙泥土，則泡水分七次喝了，以慰思鄉之情。

　　1991年5月高秉涵終於回到山東故鄉，但他在村口呆了半小時，不敢走進去，心情五味雜陳：回到闊別42年的家鄉，固然高興，但最思念的母親已經去世，讓他不禁悲從中來。

　　高秉涵的一生，凝聚了當年逃難到台灣的大陸民眾的坎坷和艱辛，也讓人更深刻體悟到兩岸和平的重要和來之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