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中國醫生》電影海報。

　　由博納影業出品，劉偉強執導，張涵予、袁泉、朱亞文、李晨、易烊千璽主演的電影《中國醫生》，明日（九日）正式在內地上映。電影由此前大收三十億元人民幣票房的《中國機長》電影原班人馬打造，以醫護人員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的付出為題材，是以人物為主線的主旋律電影的又一次嘗試。

　　2020年4月，武漢一經「解封」，博納影業的創作團隊就開始着手採訪調查等籌備工作，與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廣東援鄂醫療隊以及武漢市金銀潭醫院、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協和醫院、武漢大學中南醫院、武漢中心醫院等抗疫戰線最前沿的數百位醫護工作者面對面交流，收集到大量的第一手資料。電影《中國醫生》以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的武漢醫護人員、各地援鄂醫療隊、快遞小哥、普通市民為人物原型，將鏡頭對準武漢市金銀潭醫院、火神山醫院、方艙醫院等，講述醫護人員在疫情爆發後挺身而出、奮戰在抗疫一線的故事。男主角是張涵予飾演的醫院院長張競予，其原型為被授予「人民英雄」國家榮譽稱號、當時武漢市金銀潭醫院院長張定宇。

　　《焦裕祿》贏口碑與票房

　　無論是《中國機長》，還是即將到來的《中國醫生》，從片名上就能看出，電影重點突出的是人物。以人物為題材的電影，一直以來都是主旋律電影的一個重要分支。典型代表要數上世紀九十年代的《焦裕祿》，這部電影誕生於改革開放後，內地經濟在飛速發展的同時，觀眾開始呼喚具有真情實感的藝術作品，內地演員李雪健當年為了塑造焦裕祿的形象，從開拍前20天開始只吃青菜，通過熬夜讓自己看起來更加消瘦、憔悴，貼近焦裕祿的形象。最終電影憑藉扎實的劇本、演員精彩的演繹，以及市場對焦裕祿精神的認可，大獲成功，不僅囊括當時的中國電影金雞獎和大眾電影百花獎，更在每張電影票價僅3角錢的時代，以130萬元人民幣投資收得1.3億元人民幣票房，創造了中國電影史的奇跡。

　　此後內地又誕生過不少展現先鋒模範人物的優秀主旋律電影，如《鐵人》、《楊善洲》等，這些電影在拍攝手法上借鑒《焦裕祿》的成功，內容相對嚴肅、娛樂元素比較少，啟用資歷深厚的演技派演員，主打「感人肺腑」的故事情節和奮發向上的精神力量，展現人物高大全的形象。然而由於時代的變遷，觀眾的口味發生變化，過去的創作方式越來越難以滿足開始偏向明星化和娛樂化的市場需要，因此這幾部電影在票房成績上只是平平，在年輕人和內地以外的觀眾中的影響力甚微。

　　後來伴隨內地電影工業和電影市場的迅速發展，對於主旋律人物的拍攝角度和電影類型也有了越來越多的嘗試。2012年，高群書導演的《神探亨特張》以一位曾在七年的時間裏抓獲1600多名違法犯罪嫌疑人的北京便衣警員為原型，大膽地啟用了眾多網絡大V來參與演出，通過男主角老張貼地、草根的視角，展現北京市井民情，並通過娛樂化的元素包裝電影，對主旋律人物題材電影進行了大膽的嘗試，獲得了當年台灣金馬獎的「最佳影片」。

　　《神探亨特張》娛樂化

　　之後，更多的圍繞先進人物的電影以更多元化的類型出現在觀眾面前，包括2014年周浩執導的紀錄片《中國市長》，以原大同市長耿彥波為主要拍攝對象，展現其在大同主政期間，對這座以煤礦為主導產業的城市所進行的大力改革。導演深入耿彥波的生活，以十分生活化的視角生動地展現了一位中國市長的日常，電影其後分別獲得辛丹斯電影節（又譯：聖丹斯電影節）評委會大獎、台灣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獎。

　　這些以主流人物為題材的電影，幫助主旋律電影邁出重要一步，但是在票房上依舊不如人意。

《中國機長》香港團隊參與

　　直到近幾年，中國電影的爆發，既出現了像《我不是藥神》這樣的以完全商業化的角度展現民間英雄的電影，也出現了由香港和內地團隊聯手打造《中國機長》、《中國醫生》這樣的電影。後面兩部電影借助香港團隊成熟、快手的拍攝風格，在展現英雄式的人物的同時，以時效性為特點，在社會熱點事件發生後，短時間內召集大量明星，迅速籌備、拍攝、上映，而《中國機長》已證明在商業上大獲成功。

　　可見，圍繞人物展開的主旋律電影一直在摸索中前進。不過也需認識到，當前對於人物題材的主旋律電影仍有很多需要探索的空間，尤其是面對真實存在的原型人物，如何在商業性、嚴肅性、藝術性、真實性之間取得平衡，仍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劇組主創有時為了更立體地呈現人物而虛構了一些情節和背景，以豐滿人物的性格，雖是出於商業化和市場觀影習慣的考量，但難免「委屈」了真實性，尤其面對一些群眾心中近乎英雄的形象，如何在尊重集體情懷、自豪感的同時，又不顯得束手束腳，不知《中國醫生》是否會給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