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內地編劇大師級人馬如劉恆、鄒靜之及徐皓峰都有幾面之緣，其中劉恆更曾替筆者完成一劇本，雖然未能拍成電影但於多年前在台灣奪獎。這級數的編劇中，除以上幾位外，蘆葦是筆者最想見到的同業，因為他對電影和編劇的想法非常具啟發性，亦值得借鏡和尊重。最近，蘆葦在一訪問中談到一些想法，雖然不是石破天驚，但值得反思及討論。

　　蘆葦說他「只寫自己熟悉的生活，不熟悉的不敢寫，也寫不好。」這表述看似沒有特別的地方，其實卻不是所有編劇都明白。我曾看過一位知名編劇的作品，非常乏味，基本上連片種都寫錯了。因為那本是一齣警匪片，但編劇做了很多資料蒐集後，把一外地的犯罪題材寫成倫理電影，完全沒有警匪片的張力和節奏。就是因為他不熟悉警察的生活，加上資料蒐集的方法和方向錯誤，出來的劇本達不到片種的要求，片方唯有放棄。原來，編劇並非適合寫任何類型的電影，當然這不是該編劇的錯，錯在製片人的判斷。但作為編劇，寫不熟悉的東西，總會事倍功半。

　　蘆葦亦說：「電影就像寫作一樣，拍一部電影做五年、十年的準備是正常的。」相信王家衛導演聽到這說法必然「舉腳贊成」。把電影和文學作品看作藝術的話，這些作品必然是精品。精品怎不是製作（創作）經年？可是我們多數把電影視為商品，只剩急就章的辦法。

　　蘆葦又認為兩位第五代大師級導演的近作畫面很美但「故事太薄弱了」，創作電影還是要一個好故事。他認為「電影成為商業行為，而不是文化行為，不鼓勵積極的文化表達，不再有文化品質的追求。」蘆葦舉了《雷霆救兵》和《舒特拉的名單》為例，認為扎實的故事才能出好作品。但話得說回來，史匹堡的作品中有大量商業作品，商業上非常成功，能流傳後世的不算多，以上兩部為其中之二。

　　不過，現時我們的問題核心在於製作商業作品的時候也只着重於「炫技」，在製作和畫面上下功夫，故事和內容卻追不上。即是說要製作賞心悅目的商業電影仍未能得心應手。商業電影未必能流傳久遠，風靡一時就是最高境界，倚仗的仍是故事和說故事的技巧。這方面我們還有相當的改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