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炳強指出，23條立法是根據基本法的規定，香港國安法亦規定要就23條立法，23條中的7類罪行，當中兩類已包含在國安法內，另外5類沒有包含，所以需要在沒有包含的罪類方面立法。23條沒有包括間諜方面的罪類，但在竊取國家機密的相關條例裏面已包含少部分和間諜有關的罪行。
鄧炳強舉例指，從2019年開始，不斷有外部勢力想在香港進行一些「顏色革命」，他們會透過一些間諜活動找到本地代理人來執行。例如其中一宗陳梓華、李宇軒的案件，政府控告他們勾結外國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的案件審訊過程中，揭露了前外國特務、情報人員和黎智英，誘導這兩個被告人去外國進行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另外，美國的中央情報局曾表示會有一個「中國任務中心」，尋找會普通話的人員進行對中國的情報收集工作。此外，外交部曾發布一份《美國干預香港事務、支持反中亂港勢力事實清單》，裏面有超過100個事件有關這些外部勢力可能危害香港安全，因此他認為需要增加有關間諜方面的立法。
鄧炳強表示，「顏色革命」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步驟是要煽動年輕人違法，讓他們不要再守法，然後抹黑政府、抹黑執法機構，用種種原因向年輕人散布「總之你追求你認為對的事，什麼都可以，犯法也行，暴力可以解決問題的」等歪理邪說，荼毒年輕人的思想，從而讓他們進行反社會甚至暴力的行為。這兩年，經過國安法及執法部門的震懾，社會開始理解2019年至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年輕人也開始冷靜下來。他說，破壞容易做，重建往往都是困難的，所以一定要持續向年輕人灌輸一些守法意識，令整體社會更加平靜。
他強調，除了灌輸守法意識給年輕人外，國家認同感和愛國意識亦非常重要，「只要市民有中國人的身份認同感，就不會做任何事去傷害自己的國家和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