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審法院本周二對「雙學」三人的上訴案作出終審判決，三人毋須繼續入獄服刑，當庭釋放。這一「大反轉」式的判決結果，無法不令大多數市民感到意外和失望。作為「佔中」的主要發動者、組織者、參與者，三人不僅未因此受到法律應有的制裁，反而成為他們謀取利益的一道政治光環，成為他們鑽法律空白的一個骯髒伎倆，這何異於對法治精神的諷刺？更令人憂慮之處的是，法庭在兩個原則性問題上向違法行為作出了「妥協」：第一，首次在判決中對「公民抗命」作出法律上的「承認」，並認為是「可考慮的犯罪動機」；第二，上訴庭在「判案指引」中並未定下任何的「量刑起點」，只是陳述法律原則，卻遭終審庭以「無追溯期」為由否定，這給廣大市民的感覺是「放生」所有「佔中」罪犯。同樣是「佔中」案件，當朱經緯及七警被重判，而「雙學」等人卻可獲當庭釋放，這是怎樣的法治？「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司法機構，是否要以向「佔中」犯罪分子「屈服」作為代價，換取「佔中」者的「政治掌聲」？

　　之所以說是「大反轉」的判決，原因在於，本案先後經過裁判官原審、上訴庭再審、終院覆核，每一次判決都出現截然不同的結果。而不論反對派如何說是「敗了一仗」、「對日後『公民抗命』有負面影響」等等狡辯，看似對結果不滿的評論，但客觀事實卻是，衝擊政府總部東翼前地的黃、羅、周三人當庭釋放，免去了本案入獄的刑責。今天，我們當然尊重終審法庭，但在一些法治原則問題上，不得不提出應有的疑問。

　　「公民抗命」是輕判的理由？

　　絕大多數香港市民所得到的法治教育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論是以何種理由，只要是犯了法，都應當一視同仁，絕不可能因為某些人持有某些看上去「冠冕堂皇」的政治主張而得到輕判。而在「公民抗命」問題上，同樣如此，絕不可能說因為「佔中」是「公民抗命」，所以即便出現暴力行為，也可以被「法外開恩」。更重要的是，「公民抗命」的本義，已經被香港的政治勢力刻意曲解，更被冠之以「違法達義」，向青年灌輸「即便採取暴力手段，只要目的正確，也是正義的」的錯誤思想。

　　終院過去在其他案件中曾提及過「公民抗命」，但此次卻是首次對「公民抗命」作出定義，並以一種法律的形式予以「肯定」和「確認」。例如，判詞指出：「『公民抗命』的概念，在香港是可承認的。廣義來說，公民抗命包括i）罪犯相信某一法律不公義，因而侵犯該法律，或ii）罪犯為了抗議眼中不公義的事情，或為了導致法律上或社會上的改變，所作出的違法行為。」不僅如此，更指「罪犯因其良心驅使的反對或因其真誠信念，而作出上述兩種行為，都是法庭可以考慮的犯罪動機。」這一決定，無異於是以「正義化」來粉飾「公民抗命」，令人憂慮會對日後香港的社會治安起到極為負面的影響。

　　「判刑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