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時，帝國主義在對中國的文化掠奪中，對地方志亦很注重。美日兩國藏有我國明代方志孤本40多種，900多卷；法、英、意、德、比等國也存有不少我國的方志。僅美國國會圖書館就存有我國地方志3000餘種，北美各大圖書館的中國方志近四千種。外國對我國地方史志的保存亦非常下工夫，如美國猶他州家譜學會保存了我國5400餘種地方志和數千種家譜。
國外在收藏我國地方志的同時，亦利用方志進行科學研究。日本學者曾根據我國的《八閩通志》《霞浦縣志》和福建其他地方志中有關漁業資源的資料撰寫論文，以供本國漁業生產參考。日本人編撰的《蒲壽庚考》《南北朝時期地志》《中國方言彙錄》等，均是參考我國地方志資料撰寫而成。美國農林科學家施永格（W. T. Swingle）從20年代我國的福桔、廣桔的生長規律，取得顯著成績，閩、粵方志對其研究起着重要作用。英國科學家李約瑟（Joseph Needham）主編的《中國科技史》巨著，其中廣泛參考、引證了我國地方志的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