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當代歷史，我們可以看到經濟發展不是如十九世紀那樣由簡單的供求市場關係所推動。二十世紀開始，全球工業化的範圍擴大，競爭不斷增加，技術所起的作用越來越大，而技術的來源是人，是科研人才。

　　以美國為例，經濟規模早在1870年代已超越英國，但二戰前美國的基礎科研水平仍落後於歐洲，直到1960年代美國的技術水平才開始超越歐洲，當中最大轉捩點就是二戰。戰爭期間大批德國科研人員到美國逃避戰火，同時大大改變了美國科研落後的局面。德國戰敗後眾多的科學家、科研人員分別被美國和蘇聯所羅致。戰後美國的核彈、導彈、航天等技術突飛猛進，都是由來自德國的人才作主力研發；二戰的戰時體制亦改變了美國的科研體制，開啟了美國以國防科技為主的科研發展。而在這個過程裏，歐洲以至後來的亞洲精英移民則持續支撐着美國的科研發展。

　　而國際上最成功的科研國家是以色列。一是得益於建國時大量歐洲猶太人的回歸，也與美國猶太裔科學家社群建立鞏固的合作關係，以技術轉移來建立起新成立的國家科研體制。而1990年代蘇聯東歐變天，在之後的二十年裏，便有大量科學家、工程師、科研人員從俄羅斯移居以色列，並與俄羅斯的科研體系維持密切的關係。以色列的科研名聞於世，建立的時間更短於美國，外來人才卻是最關鍵的發展因素。

　　中國的國防科技近年也迅速發展，其中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是來自烏克蘭的技術轉移和烏國人才來華工作。人才是技術的載體，烏克蘭的頂尖科學家和科研人員來中國參與科研發展，使到中國許多自主研發項目，省卻了摸索時間。

　　即使如台灣，半導體發展依賴從美國回流的人才和與美國半導體產業的密切關係，才造就今天的產業優勢，尤其是台積電更開啟國際半導體發展的新模式，在技術上與美國並駕齊驅。中國內地的半導體的崛起，始其來的是台灣半導體人才的轉移在上海發展。沒有台灣的人才、經驗，內地半導體會走上許多歪路。從這樣具體的例子來看，香港乃至粵港澳大灣區的科研發展仍然可有許多機會。關鍵是怎樣引進人才，而不是單靠香港和大灣區大學培育的人才來推動創科發展。深廣等內地城市已懂得外來科研人才的重要，努力在政策配套方面增加吸引力度。但香港卻慢三拍，政策也落後。

　　事實上，以烏克蘭科學家在華工作的例子，香港與大灣區的政府應有步驟、有計劃、有重點地吸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精英，藉它們國家發展乏力，香港與內地資金充沛，產業發展和創業的巨大機會，來趁機吸納它們最積極進取和富有才能的人才。這不但可填補香港與大灣區人才不足的問題，更可以多元化的海外體制、文化、經驗，推動創新和科研發展。

　　香港珠海學院「一帶一路」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