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到台灣出席論壇時聲稱，香港可以思考「獨立」或與其他地區的族群組成聯邦。這不單違反憲法與基本法，更嚴重損害了香港回歸以來貫徹實踐「一國兩制」。要知道，即使在歐美等地區，當觸及國家安全等問題時，個人的公民自由都可以因應情況而有所調整。特區政府、港澳辦和中聯辦及多個社會團體等都已發表聲明及講話譴責，指出其言論涉及分裂國家的企圖，嚴重違反國家憲法。大學及特區政府如何跟進，值得關注。

　　「港獨」非學術自由範疇

　　雖然戴耀廷回港後重申不支持「港獨」，而且目前香港沒有成熟條件推動公投。然而，是次論壇由「台灣青年反共救國團」主辦，其組織開宗明義加強青年反共教育，論壇內還包括支持「五獨」分子。道理上，大多數學者都避免赴台出席此論壇，以免引來不必要的誤會或其發表言論受到曲解。當然，學者有自由參與任何活動，但涉嫌參與或協助分裂國家組織的相關活動，這已超越言論自由或學術自由的範疇。

　　重要的是，戴耀廷不只是在「象牙塔」內埋首工作，過去數年更曾將政治學中冷門的「公民抗命」理論逐步在香港社會內實踐起來。從2013年初提出，直到2014年導致香港出現長達79天的非法「佔中」，這不單令大多數市民的生計受到嚴重影響，還令學校、家庭及社會出現兩極分化的情況。這次，戴耀廷在台言論受到社會譴責或批評，或許有人認為這些都是「文革式」的針對行為，但卻令筆者再次想起「佔中」期間，普羅市民怨聲載道，痛責「佔中」組織負責人罔顧市民生活。筆者不相信這些市民的反對聲音與政府或政治組織有何關聯。國家安全及統一更毫無爭議的地方，香港社會對戴耀廷有更多批評聲音，並不令人感到驚訝。

　　不過，有團體認為公開譴責戴的行徑打壓學者的言論及學術自由，而且還呼籲政府立即收回言論及致歉。這混淆了言論及學術自由，而且也漠視了教育的本質。教育的理念在於培育人才，服務社會，並不是用來顛覆政權。然而，事實裏與理念不一定相符。

　　為了有效確保教育領域不會因此而變成「革命天堂」，美國在二次大戰後亦推出費恩伯格法律（The Feinberg Law），指引了董事會有法律權利拒絕讓主張推翻政府的人士在紐約公立學校教書。現時，香港沒有相關法規針對教育人士嘗試在教學、書本或論壇中作出推翻政權的行為，學校內也沒有相關部門專門處理教師是否參與非法甚至顛覆國家的組織。這令香港校園「政治化」的情況一直存在，學生或校內（外）人士更張貼「港獨」標語。長期下去，不單對大學校長及管理高層造成困擾，或許更令優秀學術人才逃離香港，避免捲入不必要的政治風暴，令香港的競爭力及人才受到影響。

　　港英價值觀不合時宜

　　我們珍惜學術及言論自由，但我們同時要避免教育領域出現顛覆國家等活動。上世紀50至60年代，新加坡政治情況不穩，國父李光耀其後分享，當時政治積極分子都以文化、文明等作掩飾，進行煽動及顛覆政權活動，並將語文教育、文化及文明等問題，同他們顛覆的目的結合在一起。有些學校，連校長都同情他們，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同學們年輕，充滿理想與激情，有時候受到極端分子利用也不知曉。反而，他當時認為英國人設立的學校感到深謀遠慮的政治考量。

　　新加坡在殖民地期間，政府只需要當地書記文員、行政管理員、教師及少量醫生，不單全是非政治性質的助手，還不會擔任高層職員。重要的是，他們所接受的英式教育不會強調群體認同的政治意識及個人權利。筆者認為，他們也不會高舉個人的權利顛覆英國政權，以免影響個人生計甚至性命。不過，英國撤走後，當地人擁有登上政權的機會，這便令教育變得更加複雜了，香港的情況亦相似。

　　進一步看，香港一代甚至兩代人都在英國遺留下來的學校接受一套原本不屬於自己民族的價值觀。過去五十年，英語在香港工作社會變得愈來愈重要，一些人未能學好英語便在職場吃虧。漸漸地，不少人努力說好英語，也潛移默化地接受了英語世界的價值觀。可惜的是，當中一些與我們的現實社會完全不同，由於我們失去了自己的文化底蘊，令我們感到做事決定不踏實，失去了文化方向，兩頭不到岸。面對如此窘況，若然特區政府及教育局沒有遠見及文化自信，香港的下一代及精英也難以真正找到前進的方向。

　　理念上，教師及學生在校園內專心研究學問、探索真理、砥礪德行。現實上，教師及同學都可以參與政治活動，甚至有機會墮入顛覆政權的危機地帶。然而，以筆者的經驗看，甚少人會對自己的錯誤真誠反省及道歉。戴耀廷是次台灣之行並不是偶然的例子，香港的各間大學早前也出現懸掛「港獨」標語、責罵內地生、圍堵個別校委員會成員及其他激進行為。

　　香港教育一直存在若干重要問題，政府、教育局及大學高層都必須下決心正視及改革。前香港中文大學金耀基教授在《大學之理念》曾指出，大學教育之良窳足以影響一個社會之興衰。香港社會需要進步，教育領域也必需要進行改革。

　　城市智庫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