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2019年度財政預算案關於政府與民共享豐厚財政盈餘的爭議，經特區政府採取補充措施後大體趨於平息。香港社會各界應當繼續聚焦如何加快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

　　香港面對一系列深層次結構性民生難題：相當一部分居民無法實現置業願望，公營醫療體系愈來愈難以滿足普遍居民就醫所需，社會老年化趨勢加快、愈來愈多居民陷入養老困境，強積金對沖問題迄未解決，勞工界始終關注標準工時立法何時提上政府公共政策議程。

　　引入海外醫生紓緩壓力

　　就公營醫療體系而言。不久前，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院長陳家亮在網誌撰文，就一位病人向他訴說其到公立醫院專科診所求診卻必須輪候至2019年12月一事發表評論。陳家亮稱，如果明天香港公營醫院突然增加800名醫生，那麼，病人長時間輪候的情況將得到改善。但是，陳家亮承認，他的這個願望也許是「白日夢」，因為增加培訓本地醫生緩不濟急，而輸入海外醫生困難重重。

　　據特區政府統計，目前，香港的人口和醫生的比例大約是1000：1.9，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成員國的平均比例為1000：3.4。這意味着香港要在目前1.4萬名醫生基礎上增加1.1萬名醫生，才能追上發達經濟體的平均水平，遑論追趕一些發達經濟體更高水平。

　　應該說特區現屆政府看到了這一問題。2018/2019年度財政預算案預留3000億元財政儲備，推動第二個10年醫院發展計劃，從2026年起增建、擴建、重建多家公營醫院。儘管財政預算案沒有提及將同步增加更多醫生，但我相信，政府將會那樣做，否則不符合常理。

　　問題是，第二個10年醫院發展計劃是「遠水」，政府和業界必須謀良策以「救近火」。譬如，以縮短專科病人輪候就診時間，和縮短普通科病人急診等候時間為「硬指標」，盡快從海外和內地輸入醫生。

　　輸入海外和內地醫生可以採取權宜之計，即以合約方式聘請全球（包括內地）知名醫學院畢業後，在全球知名醫院具一定工作年資並晉升至一定職位的醫生，來香港公營醫院工作若干年。其間鼓勵他們通過香港執業資格考試，在合約期滿後長時間在香港從醫。另一方面，政府增加本港醫學院大學生名額，努力培養更多本地醫生。否則，不可能追上OECD成員國的人口和醫生比例的平均水平。

　　然而，無論採取合約方式有年期地引入海外和內地醫生，還是鼓勵海外和內地醫生通過本港執業資格考試，都會遭到本港有關既得利益群體的反對和抵制，故政府需要敢於「碰硬」。

　　填海造地增建公屋

　　另一個亟需政府敢於「碰硬」的問題，是盡快啟動大規模填海造地，以便盡可能在較短時間顯著增加公營房屋供應。儘管上屆政府在增加土地和公營房屋的供應上盡了力，但是申請公屋的輪候時間卻延長至4.7年，距離政府設定的3年目標漸行漸遠；同時，居住環境惡劣的住戶數增至逾11萬。現屆政府必須盡最大努力盡快增加土地供應以興建更多公營房屋。

　　在增加土地供應的所有選項中，政府最容易做的是在維多利亞港以外填海造地，但是若干環保團體反對。在那些環保團體背後，有既得利益者的影子。政府不理那些環保團體反對而決定填海造地，便會得罪有關既得利益者，所以政府需要敢於「碰硬」。

　　強積金對沖問題需要特區政府增加財政承擔以求解決，而標準工時立法之所以被束之高閣，也同有關既得利益群體竭力反對和阻撓分不開，但是性質同以上兩個問題不一樣。反對和抵制海外和內地醫生來香港執業，反對和阻撓政府在維多利亞港以外填海造地，有關既得利益群體或人士完全是基於其私利。香港中小企業反對取消強積金對沖和反對標準工時立法，則有可以理解的因素。

　　政府應增加財政支持說服企業僱主盡快同意取消強積金對沖，同時應加強監督企業是否自覺執行與僱員簽訂的合約，視乎情況決定是否為標準工時立法。如果絕大多數企業自覺執行與僱員的合約，政府就有說服工會暫緩標準工時立法的理由。處理強積金對沖和標準工時立法問題，政府所需要的「碰硬」是平衡勞資矛盾。

　　特區政府在全民退休保障方案前止步，是有合理因素即顧慮香港出現結構性財政赤字。但是，如果找不到其他辦法來應對人口老化加重，那麼，全民退休保障就是一個繞不過去的政策選項。

　　現屆政府為完善2018/2019年度財政預算案與民共享方案，額外為280萬名香港居民提供人均4000港元「派糖」。讓我聯想一個問題，如果「派糖」不能顯著改善這280萬居民內大部分人的境況，那麼，他們將逐年分批加入需要政府提供養老幫助者行列。所以從現屆政府起，必須找到為「老有所養」提供保障的方案，或者要求企業和就業者增加強積金的支付，或者財政願意更多承擔。這一切意味着現行稅制和稅率需要改動，甚至意味着政府準備迎接不可避免的結構性財政赤字亦即「碰硬」。 資深評論員、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