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美國稅改方案主要集中於減少企業稅率、降低個人稅負、增加海外稅收三個方面

　　美國國會參議院近期通過了特朗普稅改法案，在中國引發強烈反響。有的聲音認為美國此舉將引起全球減稅大潮，有的則認為此舉主要針對中國，從貿易戰轉為稅收戰，進而強烈批判。筆者認為需要理性客觀地看待美國減稅之舉，停留在唇舌之爭而不去思索本質問題，是無實際意義的。\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劉學智

　　國與國之間的競爭力並不是簡單的稅制改革能夠改變的，中美稅收體制、財政收支結構，以及影響稅收的產業結構都存在很大差異，不具備簡單的對比性，不能簡單地認為減稅就必然引起稅收戰。我們應該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做好自己的事，要有主動性，而不是在別國採取某項政策之後疲於盲目應對。

　　中美稅制差異明顯

　　為了促進經濟復甦，全球主要經濟體逐漸將政策重心從貨幣政策轉向財政政策，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正在興起新一輪減稅潮流，美國是其中的領頭羊。從美國參議院通過的減稅法案來看，美國各界對減稅政策持有明顯分歧。一是參議院以51票對49票通過減稅法案，僅僅以2票的微弱優勢通過，表明反對聲音比較大。二是從參議院通過的版本來看，比特朗普政府年初擬定方案的減稅力度有顯著減弱。公司稅從35%降低至20%，而最初的方案計劃降至15%。

　　美國稅改方案主要集中於減少企業稅率、降低個人稅負、增加海外稅收三個方面。正面效應是提升美國競爭優勢，吸引美國海外資產回流，促進美國經濟增長。負面效應也較明顯，主要是增加美國財政赤字，可能加重債務風險。針對個人的降稅也被指責降低富人階層稅負，拉大貧富差距。經過初步測算，僅僅公司稅降到20%這一項，第一年將減少美國財政收入約1000億美元左右，之後將逐漸上升到減少2000億美元左右，大幅提升企業盈利水平。值得注意的是，大規模的減稅將促進經濟增長，帶來繳稅基礎擴大。降稅帶來的稅基擴大能否彌補財政收入的減少，目前難以估量。

　　不應誇大美國減稅對中國的負面影響。美國和中國分別是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經濟體，中美經貿關係已經非常緊密，美國大幅度減稅將打破兩國企業競爭力平衡，中國必定會受到一定影響。但需要明確的是，美國稅改是對國內財稅制度的改革，屬於國內改革，而不是針對中國所做的對外政策，這一點與301調查有本質區別。因此，受到美國稅改影響的不限於中國，幾乎對所有與美國有經貿投資往來的國家都會帶來影響。此外，國與國之間的競爭力並不是簡單的稅制改革能夠改變的。美國對華投資的企業並不是簡單看重兩國的稅收制度差異，更多的是看重中國廣大的市場空間和各方面要素稟賦。中美經濟結構互補性很強，兩國的產業結構有很大差異，因而美國單純的減稅對中國外資回流美國的影響是有限的。

　　中國宏觀稅負感偏重並不簡單地由稅收導致，而是非稅負擔帶來的綜合性稅費感偏重。中美稅收體制、財政收支結構存在很大差異。如果只算稅收負擔，去年中國稅收收入佔GDP的比重為18.5%左右，美國為19%左右，兩國不相上下。但是算上政府性基金收入、各類行政性收費項目以及土地使用權轉讓等廣義財政收入口徑，中國的稅費總額佔GDP的比重接近35%，美國大概在26%左右。即便近幾年中國經濟增速逐漸下降，各年度的非稅收入增速都在兩位數，非稅收入佔財政收入比重逐年上升。非稅收入主要包括專項收入、行政事業性收費、罰沒收入和其他收入，名目繁多的收費項目是中國企業和個人感覺稅負較重的重要原因。

　　中國宏觀稅賦可逐漸降低

　　中國應該逐漸降低宏觀稅賦，但降稅的出發點是根據我們自己情況開展改革，是為了正確做好自己的事，而不是為了應對美國減稅而被動實施。事實上，中國這幾年一直在推進減稅降費工作，已經實施了包括清理兼併涉企收費、下調「五險一金」繳費率、清理規範政府性基金收費、擴大行政事業性收費免徵範圍、研究開發費用納入稅前抵扣、全面推行營改增等等在內的很多改革措施。客觀上講，美國減稅會令中國的減稅動力更強。但中國要正視美國稅改帶來的影響，不能簡單複製和效仿降稅措施，並且不只是降稅，而是要更為主動、更為全面地推進綜合性改革，全面降低稅費綜合負擔，並且要提升財稅資金使用效率。

　　在企業稅費方面，不僅是降稅，還應兼併削減名目繁雜的稅費項目、降低非稅費性質的綜合經營成本。在國際普遍削減稅負的大環境下，可以考慮降低企業所得稅稅率，應該盡早取得實質性進展。近幾年出台大量兼併稅費的措施，但目前涉企收稅和收費項目仍然繁雜眾多，不完全統計至少還有幾十項，應兼併削減簡化。此外，需要改善營商環境降低綜合成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用地用能成本、融資成本、物流成本等綜合成本。

　　在個人稅費方面，不僅是提升起徵點，還可以探索開展個人綜合所得稅改革。在現行的個稅體制下，最容易徵收的是工資薪金和中等收入者，不僅加重了個人負擔，還影響消費支出，應該提升個稅起徵點。探索研究綜合所得納稅制度，將家庭教育支出、醫療費用、房貸利息、房租等設置成獨立的扣除項目，在稅前扣除。此外，研究制定調節能力強的各類稅種。例如財產稅、房地產稅、遺產稅、贈與稅等，不但增強稅收的貧富調節能力，還能一定程度彌補企業減稅降費帶來的財政收入減少。

　　除了稅費制度改革，更重要的是推進財稅體制改革，提升財稅收支兩方面調節能力。從財稅收入端來看，與美國相比，稅收結構最大的區別是中國的間接稅比重大，美國以直接稅為主。間接稅為主的稅制結構在財富再分配上缺乏公平性，需要糾正稅制結構，直接稅應成稅收大塊頭。從財稅支出端來看，目前的根本問題在於各級財政主體的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不清晰、不合理、不規範。要明確劃分財權事權，建立事權與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安排，輔之以與支出責任相匹配的財力。財稅體制改革應是下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頭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