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國歌法》列入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三後，香港接連發生兩起某些球迷公然侮辱國歌事件。鑒此，一部分香港居民要求特區政府盡快制訂本地落實《國歌法》的相關法律並規定具追溯力。

　　這樣的要求是完全能夠理解的，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為，從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國歌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之日起，《國歌法》已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具有法律效力。問題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落實《國旗法》和《國徽法》時沒有具追溯力的規定，因為，按照香港的司法傳統不應具追溯力。如果落實《國歌法》具追溯力，那便是開了先河。

　　為提供論據，有人提議，如果在特區政府進行相關本地立法期間，香港出現大規模侮辱國歌事件，那麼，有關本地法律就應具追溯力。於是，問題產生了——已然發生的兩起某些球迷公然侮辱國歌事件，是否屬於「大規模」？在特區完成相關立法程序前，會否發生稱得上「大規模」的侮辱國歌事件？

　　我不主張也不願意介入這一類討論或爭論。在我看來，香港特別行政區落實《國歌法》應大處着眼、小處入手。

　　立法需設有追溯力

　　「大處着眼」是指：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國歌法》並將之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固然有針對近些年「港獨」勢力抬頭的考慮。但是，從長期看，是鞏固國家主權、維護國家安全、捍衛國家發展利益的應有之義。因此，在香港完成本地相應立法工作，與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在香港生效之間的時間裏，必須有追溯力。需要考慮的不只是香港本地是否出現「大規模」侮辱國歌事件，還有特區是否在盡可能短的時間裏順利完成本地相關立法。

　　如果反對派百般阻撓立法會通過香港本地實施《國歌法》的相關立法程序，而期間反對派又策動一部分香港居民不斷製造公然侮辱國歌事件，那麼，將會發生的可能不止本地法律具追溯力，還有全國人大常委會採取相應法律措施。所以，從現在起，香港社會各界應當重視的是宣傳《國歌法》，盡可能消除在本地完成相應立法程序前發生「大規模」公然侮辱國歌事件，同時，敦促反對派不要在立法會阻撓相關立法程序。

　　反對派阻撓《國歌法》在香港落實的藉口有二。一是本地法律必須明確細緻，以免司法機構隨意「拉人」；二是有關本地法律必須諮詢公眾。前一個藉口是關鍵，反對派會以有關法律草案既不明確也欠細緻為由，發動一部分香港居民反對。

　　《國歌法》和《國旗法》、《國徽法》一樣，既有「治惡」功能，也有「揚善」作用。「治惡」是指依法懲處公然侮辱國歌、國旗、國徽者。「揚善」是指提倡公民（居民）尊重國歌、國旗、國徽。在「惡」與「善」之間存在着中間地帶，屬於社會倫理教化的區域。在香港，任何人只要不是蓄意侮辱國歌、國旗、國微，即使不那麼尊重，有關法律都不會管，而是由政府和相關團體或企業提供道德教育。

　　重視日常倫理教化

　　明白了這一點，就容易明白反對派要求香港本地落實《國歌法》必須明確細緻純屬藉口。因為，既不可能有包羅萬象般的細緻，也不可能有表裏一致的明確。舉一個例子。在公眾場所奏國歌、升國旗時，法律規定必須「肅立」，但是，法律無法規定何為「不肅立」。某人偽裝肚疼而蹲下，某人確因肚疼而不得不蹲下，豈能等量齊觀？前者固然表達不尊重國歌和國旗，但是未至於法律需要懲處的地步。可見，有關立法宜簡明，非所謂「明確細緻」。而且，香港落實《國歌法》的大量工作在於日常的倫理教化，此所謂「小處入手」。

　　香港足總對於《國歌法》頒布後香港某些球迷依然公然侮辱國歌表示深為遺憾和無奈。但是，足總可以做一些事情提醒球迷必須尊重國歌，譬如，在球場入口放置大幅宣傳牌，列明《國歌法》有關規定以及全國人大常委會已將之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在某些球迷公然侮辱國歌時加以勸止。香港司法機關在本地完成相關立法工作前固然不可能執法，但是，警方應派員到公共場所譬如大球場，對不聽勸止而繼續公然侮辱國歌者實施「驅離」。

　　從遏制「港獨」開始，香港社會必須樹立關於言論自由的法律底線和道德底線。既不能把鼓吹「港獨」視為言論自由而聽之任之，也不能把公然侮辱國歌的聲音和標語視為言論自由而置若罔聞。這一類言論不僅破壞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底線，而且破壞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的道德底線。

　　在香港，不是中國公民的永久居民能夠對中國國歌、國旗、國徽表示尊重，是基於「入鄉問俗」的做人應有道德。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絕大多數是中國公民，理應尊重國歌、國旗、國徽。即使那些對國家政治制度不滿甚至持反對立場的香港的中國公民，至少不應當對國歌、國旗、國徽表達不尊重。

　　資深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