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7日，高等法院上訴庭裁決，羅冠聰、黃之鋒、周永康2014年9月衝擊政府總部東翼前地案件，原審法庭判社會服務令或者緩刑是失當的，改判黃之鋒監禁6個月、周永康監禁7個月、羅冠聰監禁8個月。上訴庭副庭長楊振權稱：「社會近年瀰漫一股歪風，有人以追求其心目中的理想或自由行使法律賦予的權力為藉口，肆意作出違法的行為，有人，包括一些有識之士，鼓吹『違法達義』的口號，鼓勵他人犯法。」他批評這些人「不但拒絕承認其違法行為有錯，更視之為光榮及值得感到自豪的行為，而該些傲慢和自以為是的想法，不幸對部分年輕人造成影響，導致他們在集會、遊行或示威行動時隨意作出破壞公共秩序及公眾安寧的行為。」

　　然而，西方若干媒體和政治人物卻站在黃之鋒、羅冠聰、周永康一邊，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稱歷史會記住這三人的名字。

　　代表歷史正面的兩個方向

　　於是，一個重要問題被又一次提起：誰、如何代表香港歷史正面？

　　稱這個問題「又一次」被提起，是因為早從2013年初戴耀廷拋出「佔領中環」方案、主張「公民抗命」以來，香港就面對這個問題。2014年12月「佔中」失敗了。2016年6月特區政府關於普選行政長官議案被反對派否決了。但是，「誰、如何代表香港歷史正面」問題沒有解決。激進反對派自以為挑戰甚至破壞香港行之有效的法治秩序、以爭取所謂「真普選」是代表香港歷史正面，是基於西方民主是普世的這一假設。事實已經證明，這樣的假設不成立。激進反對派自以為他們挑戰甚至破壞香港行之有效的法治秩序，不僅不應該被法律懲罰，相反，應該被社會褒揚，還因為他們自以為青年懷抱理想，而懷抱理想的青年是站在歷史正面的最前列。然而，人類歷史上，衝在前進最前列的固然不乏青年，站在歷史反動最前列的也不乏青年。

　　關鍵在於，需要正確判斷何為香港歷史正面？

　　首先，必須準確測定香港前進的方向和目標。從上世紀80年代中以來，香港進入了經濟過渡和政治過渡。香港的政治過渡，是由英國管治向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轉變，同時，由英國殖民專制統治向現代民主政制轉變。香港的經濟過渡，是從「新興工業化經濟」向成熟的發達經濟轉變。由於倫敦在九七前夕鋪設「還政於民」的路徑依賴以對抗中國政府從1997年7月1日開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民主之路從一開始就與回歸之路相對立，在2003年七一遊行後進一步惡化為對抗。

　　由於港英政府以「積極不干預」為藉口，拒絕支持香港本地拓展高科技製造業，香港至今不僅仍未達到上世紀80年代中至90年代中的成熟的發達經濟的平均水平，而且，明顯落後於發達國家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向知識經濟轉變。今天，儘管服務業佔香港本地生產總值的比重超過發達國家，但是，知識產業佔本地生產總值比重遠低於50%的門檻，遠不如發達國家一般水平。

　　因此，代表香港歷史正面的方向和目標是：堅決推動民主政制發展與回歸祖國相協調，同時，堅決推動香港向知識經濟轉型升級。朝着這樣的方向和目標努力，就必須推動「一國兩制」與時俱進。「一國兩制」不應該也不可能停留在經濟講「一國」政治強調「兩制」差異的狀態，因為，強調「兩制」政治差異，意味着民主之路與回歸之路相對抗，從而，必定限制經濟講「一國」即香港與內地經濟一體化。

「　　公民抗命」背後是西方勢力

　　上世紀80年代中，香港尚能夠以本地為範圍拓展高科技製造業以完善自身產業結構。但是，今天，全球經濟金融政治格局正處於空前全面深刻調整，香港完善和提升本地產業結構必須同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相結合。於是，「一國兩制」與時俱進的方向和目標，必定是以「一國」為「兩制」的前提和基礎。

　　明白了上述道理，就容易判斷反對派不代表香港歷史正面，他們的政治行為，特別是以「公民抗命」為幌子的非法行為，不代表香港歷史正面。彭定康讚揚黃之鋒、羅冠聰、周永康等人，毫不令人詫異，因為正是彭定康強行推動香港政制改革強化了香港民主之路與回歸之路的對抗，而黃之鋒、羅冠聰、周永康等人的非法行為，正是爭取完成他未能完成的事。西方若干媒體和其他政治人物為黃子鋒、羅冠聰、周永康叫屈，毫不令人驚奇，因為，以上三人的行為，正是受西方政治勢力煽動，效命於西方政治勢力。他們雖然年輕，卻早已不單純。尤其，黃之鋒近幾年不斷被西方媒體吹捧，早就儼然以政治領袖自居。

　　香港青年應當以黃之鋒、羅冠聰、周永康等人為反面教材。青年人的理想抱負，不是簡單的口號，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必須以香港經濟政治社會發展為目標，腳踏實地，刻苦奮鬥。 　　資深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