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違法達義」濫用了自然法理論，片面地解讀公義和法治，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在實際上也是有害的。其一削弱法治信仰，其二擾亂社會秩序，其三動搖法治根基。對香港法治的負面影響甚至破壞力已在近來的事態中漸次顯現。明乎此，則不難理解為何法官斥「違法達義」為「歪風」。真心尊奉「法治」為核心價值的人們應當對「違法達義」說不。

　　日前，高等法院上訴法庭通過對黃之鋒、周永康、羅冠聰三人的刑期覆核，判處三人短期即時監禁，希冀阻嚇同類罪行，剎停「違法達義」之「歪風」，維護法治和秩序。「違法達義」之舉值得剎停，原因在於其不僅在理論上存有謬誤，實際上也對香港法治產生了負面影響。反思「違法達義」，須明確其理論漏洞及缺失。

　　眾所周知，「違法達義」的鼓吹倡導者是港大學者戴耀廷先生。戴先生將法治定義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以法限權，以法達義」的十六字箴言。不得不說，該定義不但簡潔明瞭，而且琅琅上口，甚至與亞里士多德對法治的定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有異曲同工之妙。然而，問題出在「以法達義」的闡釋上。亞里士多德並未言明面臨惡法之時公民應當如何自處，而戴先生在《反思公民抗命與法治》中宣導：「公民抗命可以理解為『人們真誠地基於公義，以公開、蓄意及有限度的違法行為，嘗試去改變不公義的制度』」；「若法律本身未能照顧得到導致公民抗命行動出現的因素，……公民抗命仍是需要的，因那才有機會改變法律的內容，令它能實踐公義，使法制可以達至『以法達義』這最高階的法治水準」。「違法達義」，簡而言之，即以「公民抗命」的違法形式去實現「以法達義」的高階目的。

　　違程序正義且自相矛盾

　　「違法達義」裏蘊藏了一個「惡法非法」的價值判斷：若現行法律是不義之法，即「惡法」，公民得違反「惡法」而實現正義。惡法是否為法，是法理學界一個爭執不休的問題，自然法學派和實證法學派給出了截然相反的答案。但兩大學派的理論均不足以支撐「違法達義」的主張。就法實證主義（Legal Positivism）而言，法律本身只是一種命令，其與道德沒有必然聯繫，法律的效力不取決於其道德價值。法實證主義的理論基礎在於事實（法律是什麼）與價值（法律應該是什麼）的分離。既然法律與道德沒有必然聯繫，法律也就無善惡之分，那麼「惡法非法」便是一個偽命題。法實證主義排除了主觀恣意，令客觀而中立地執法成為可能——試想，若人人都以主觀而抽象的道德觀念，評價乃至僭越客觀且具體的法律規定，那麼秩序和法治便無從談起。根據法實證主義理論，守法是一種義務，違法即是一種不義。若對法律的規定不滿，可循合法途徑改變法律的規定。以非法途徑謀求正義，本身就違反了程序正義。因此，「違法達義」是一種自相矛盾的說法。

　　從自然法學理論來看，「違法達義」的主張同樣值得商榷。自然法學派認為，在實定法之外和之上，存在一種自然法，違反了自然法的實定法不具備法的資格，即「惡法非法」。自然法理論緣起於古希臘，勃興於十七、八世紀，衰落於十八世紀末，復興於二戰後。自然法復興後，最具代表性和影響力的理論當屬「拉德布魯赫公式」（Die Radbruchsche Formel）：實定法的安定性原則上優於合正義性；當實定法違反正義已經達到無法忍受的程度時，實定法就失去了法的效力，甚至可以視為非法的法律。拉德布魯赫公式看似給「違法達義」開了一扇窗，然而，這扇窗有着嚴格的准入標準，不可輕易開啟。事實上，「無法忍受」並不是一個純粹主觀的判斷標準。拉德布魯赫公式的背景是二戰後，針對的是希特勒時代的納粹罪行，這意味着「無法忍受」的標準對應的至少是與種族滅絕等罪行相當的情境。而在香港的語境下，「公民抗命」針對的是「不夠民主」的制度。毋庸諱言，對一些人而言，現行的政治制度（特別是選舉制度）不夠民主，但這種狀態顯然未達到能與納粹罪行相提並論的「無法忍受」的程度。換言之，在自由得充分保障的香港，缺乏「公民抗命」的現實與道德基礎。在一個和平年代，在一個自由社會，在一個法治之區，宣揚「違法達義」顯然違反了合比例性原則。

　　削弱法治信仰動搖法治根基

　　「違法達義」濫用了自然法理論，片面地解讀公義和法治，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在實際上也是有害的。概而言之，「違法達義」的危害在於：

　　其一，削弱法治信仰。「違法達義」宣揚這樣觀點，即人們可根據主觀的道德標準，去評價乃至否定實定法的效力。論者動輒以「欠缺公義」為由，挑戰現行法律的合法性和政治制度的正當性，這種論調削弱了公眾對法的信仰，也動搖了法的權威。

　　其二，擾亂社會秩序。「違法達義」鼓勵公眾以違法手段實現所謂的「公義」，對社會秩序造成了消極影響。「公義」本身是一種主觀的價值，倘若人人都以「公義」為由，拒絕服從法律的命令，甚至挑戰法律制度，則秩序和自由將無從談起。

　　其三，動搖法治根基。「違法達義」將道德判斷凌駕於法律規定之上，其對「公義」的恣意解讀，令法的確定性和可預見性成為一句空談，與真正的法治精神背道而馳。雖然「違法達義」的倡導者強調「公民抗命」只是在特定情況下才會進行，因此對法治秩序的衝擊有限，然而事實（如「佔中」）並非如此。「違法達義」對香港法治的負面影響甚至破壞力已在近來的事態中漸次顯現。明乎此，則不難理解為何法官斥「違法達義」為「歪風」。真心尊奉「法治」為核心價值的人們應當對「違法達義」說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