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新技術將財富分配更傾向於科技新貴。從工廠裏的機器手臂到阿爾法狗，在多個領域，人工智能已經形成了對人力替代的趨勢

　　今年的夏季達沃斯論壇以「第四次工業革命中實現包容性增長」為主題，本次主題確實值得思考，除了技術革命本身，它的社會效應會帶來什麼，如何讓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成果惠及到所有人。

　　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邵 宇

　　關於「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概念在德國漢諾威工業博覽會上通過「工業4.0」引出，通常貼上「互（物）聯網」「智能化」等標籤作為其顯著特徵。前三次工業革命分別實現了機器替代人力和牲畜，形成大規模製造和自動化，第四次工業革命不僅是在生產端發生顯著變化，在消費端、物流端甚至整個系統推動變革，正如世界經濟論壇創始人兼執行主席施瓦布所說：「與以往歷次工業革命不同，第四次工業革命是以指數級而非線性速度展開─如海嘯般撲面而來。

　　隨着互聯網技術在生產領域的大規模應用，定製化、個性化消費逐漸成為主流，生產領域將會更加開放，內部結構扁平化，消息傳遞的效率提升，這意味着不僅是生產效率大幅提升，還有生產更加靈活性。此外，我們還不能不思考這樣的問題：這種變革到底是不是普惠的？變革帶來的增量分配效應又是如何？

　　警惕貧富差距加劇

　　眾所周知，在被稱為「羊吃人」的血腥積累下，推動了第一次工業革命發生，這些失地農民與破產的小手工業者成為了廉價勞動力，而他們的生存情況在眾多史料中清晰可見，無產階級出現，貧富差距開始出現了明顯加大的苗頭和趨勢：1803年，最富裕的1.4%家庭取得國民總收入的15.7%，1867年時0.07%的家庭取得16.2%的國民收入；1803年收入最多的2%的人佔有國家財富的五分一，1867年則為五分二。

　　另外，率先實現工業革命的國家為了廉價資源、勞動力和市場，開始對外大規模殖民，落後國家被侵佔和掠奪（這一點我們深有體會）。

　　以南北戰爭結束後的美國作為第二次工業革命的觀察對象，在高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以及工商金融業崛起的背後，陰暗面也一樣讓人觸目驚心：市場化環境下，人（勞動力）和自然（土地、資源、環境）也都成為了可交易的商品和生產要素，工人實際上是工資奴隸，工作條件非常惡劣、工作時間長、缺乏勞動安全保障。

　　筆者認為，第四次工業革命也免不了上述弊端出現，若放任不管則可能更麻煩。筆者在《世界重回鍍金時代》一文中指出，科技創新、全球化、貨幣供應與資產泡沫、新自由主義這四個因素導致了貧富差距。對中國而言，要素市場化過程中的系統性漏失在天文量級流動性供應的助推效果下是拉大差距的最主要原因，這個道理同樣適用於第四次工業革命：

　　一方面，新技術將財富分配更傾向於科技新貴。從工廠裏的機器手臂到阿爾法狗，在多個領域，人工智能已經形成了對人力替代的趨勢。從產業價值鏈來看，第四次工業革命會催生出更為細分的行業，例如研發設計環節出現了IC設計、傳統生產環節裂變出CMF行業、銷售環節中的電子支付與消費金融等，這些細分行業相對於傳統行業更為專業、進入門檻更高，根據世界經濟論壇（WEF）的報告，710萬個工作崗位將消失（有研究認為電話銷售、保稅代理人等職業自動化風險最高，換言之被替代的可能性最高），取而代之的是計算機工程、自動化、數學等專業崗位，而這個數量為210萬人，這意味着科技進步創造的新財富在初次分配中主要分配給這210萬人。當然，因為熊彼特式的創新和企業家精神原本就是資本主義進化的核心，儘管馬斯克、喬布斯、馬雲出現是惡化了社會分配的格局，我們不能否定對創新者的獎勵，競爭會提升效率，差距會提供動力，但一旦過頭結果必然就是社會的對立、敵視和持續的動盪。

　　另一方面，科技創新的成長過程本身就是流動性支持的過程。科技創新也意味着大量試錯，需要源源不斷的投入作為支持，而在成果嶄露頭角時又會吸引大量的投資，或者說作為新概念、新故事被資本擁抱，例如近期看到的各種「共享」概念熱潮，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最大特徵之一就是科技進步投入的大部分由資本市場來完成的，這裏可能存在着金融創新和流動性總量釋放。

　　在這其中，不僅是創新成果及創新者被賦予更高的市場價格，在大量流動性供應下，投入的資本也會因為成功甚至是成功的預期得到追捧和增值，帶來大量的資本利得，也就是金融新貴。

　　應對馬太效應發生

　　所以，第四次工業革命將更偏好創新的實踐者和金融資本，施瓦布在明確提出「創新的最大受益者往往是智力和實物資本的提供方，包括創新者、股東、投資者，導致資本依賴者和勞動力依賴者的財富鴻溝日益擴大」。

　　放在國際層面上道理相似，在傳統「研發與決策─加工生產─銷售（售後）」產業鏈下，發展中國家可以憑藉低成本優勢承接發達國家加工生產環節的產業轉移，而在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衝擊下，一方面是發達國家「再工業化」戰略吸引生產環節回流，另一方面則是傳統的生產環節進化為智能製造模式，加強了對人力的替代作用，低成本（尤其是低勞動力成本）就不再是發展中國家的比較優勢，例如今年2月，Intel宣布將投資70億美元完成美國亞利桑那州一家閒置工廠的升級改造，工廠投產後將創造約3000個就業崗位。

　　與此同時，發達國家雄厚的金融資本也支撐其技術創新、升級，並從中獲益，加上由此產生的流動性的沖刷，以及發達國家的科技基礎，更可能將發展中國家排擠到邊緣地位。此時，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就不再僅僅是經濟問題，還有可能引致產生社會的、政治的問題，這將導致國家間差距的「馬太效應」。

　　儘管很多有識之士呼籲合作解決可能出現的問題，但並沒有提出太多解決的辦法。筆者認為，技術創新和流動性過於膨脹可能是拉大差距的最大原因，因此有以下幾點作為對策的思路。

　　首先，考慮到技術進步確實會形成勞動力的結構性替代以及結構性失業，對此，需要提供更有質量的專業培訓，甚至成為基本公共服務的必需品，盡量平緩因產業變革帶來勞動力市場結構性問題，讓所有人在初次分配中共享工業革命的收益。

　　其次，針對金融資本將獲得更多財富分配的趨勢，通過資本利得稅來緩和金融資本與社會平均匯報的巨大差距並抑制泡沫，同時，還要對金融機構更嚴格的監管，防止過度膨脹以及監管俘獲。這點在目前流動性空前洶湧澎湃的貨幣環境中，顯得尤為迫切。

　　最後，就國際層面而言，一方面是跟緊在尖端科技上的突破，包括基礎科學研究和商業化應用，需要對研究機構的支持以及強化知識產權保護，以激勵微觀主體源源不斷的創新創造。另外一方面則是合理引導技術傳播，幫助後發經濟體中的企業適應第四次工業革命對傳統的價值鏈以及行業模式的衝擊和重構，並加速企業轉型，適應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