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雄安新區在建設中國「硅谷」過程中，能否吸引相應的創新人才從而形成良好的創業氛圍尤為關鍵
作為世界高科技創新的高地，硅谷的騰飛拉動了美國經濟長期增長；4月1日新華社發文，雄安新區作為國家大事千年大計，將打造成中國的綠色生態宜居新城區、創新驅動引領區、協調發展示範區、開放發展先行區。如何建設創新驅動引領區，硅谷的成功經驗無疑值得我們借鑒。
申萬宏源證券研究所首席宏觀分析師 李慧勇
一、硅谷成功在於其獨特的內生創新體系
硅谷的成功世界驚嘆，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其成功在於其獨特的文化和創新體系，獨特的文化環境孕育了創新，恰到好處的制度和政府支持推動了創新，使得硅谷成為一塊創新的熱土，保持着持續的活力。高校資源、創新文化氛圍和人才激勵機制、政府購買和制度的推動、創業投資的支持這四個方面一起構成了硅谷的內生創新體系。
1、獨特的高校資源
首先，硅谷名校雲集。史丹福、加州理工等若干世界名校，為硅谷高科技企業的創新與發展提供了豐富的人才儲備和智力支持。尤其是硅谷發展和史丹福大學關係密切，可以說沒有史丹福大學，就沒有硅谷的誕生和發展。其次，高校在校園的閒置土地上興建實驗室、研究所、辦公寫字樓等基礎設施，再以較低的價格出租給初創企業，催生了世界上第一個高校工業園區，有利於高校教師與企業產學研緊密結合。最後，成立創業孵化器為創業學生整合市場資源，同時鼓勵高校教師以研發成果技術入股初創公司。
2、創新文化氛圍和人才激勵機制
硅谷原為農耕地區，商業環境與文化幾近空白。史丹福大學以世界一流的教師，培養世界一流的學生，創造世界一流的科技成果的口號奠定了當地創新文化的基礎。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的移民潮，一方面優化了當地勞動人口的年齡結構和知識結構，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多元文化與思想的碰撞與交融，由此形成的商業環境對待技術創新也更加的寬容與適用。主要表現為：硅谷的中介服務，如人力資源機構、財務和法律服務機構及技術轉讓機構等均服務於技術創新；硅谷公司生產結構具備高度的開放性，人才流動頻繁；硅谷對創業失敗的容忍度很高，硅谷文化也把創業失敗作為寶貴的財富，激發了員工大膽嘗試、用於探索的創新熱情。
硅谷的高技術公司大都採用股票期權的形式實施員工激勵計劃。它使公司經營管理人才、研究與開發人才的利益與企業的長遠利益緊密結合起來。此外，硅谷還有技術配股、自由股權計劃、職務發明分享等靈活多樣的人才激勵機制。
3、政府採購和制度支持
政府採購及出台的支持創新制度間接推動了硅谷的發展。這些支持主要包括：
（1）立法和政策扶持。首先，為了營造鼓勵創新、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美國政府依據反壟斷法，自20世紀60年代硅谷創新浪潮興起之時，依次對IBM、微軟等大型公司進行反托拉斯訴訟，為一大批硅谷高技術創業型公司爭取了進入電腦技術市場的機會，有力地推動了硅谷高技術產業集群的發展。其次，為增強科研高校與產業界的密切合作，1980年美國國會通過貝赫──多爾大學和小企業專利法，催生了科研成果轉化的強大動力。加州政府還專門出台政策，推動硅谷的創新發展，如實施學徒制，發展多領域職業培訓等。允許養老基金管理者投資於風險投資。
（2）稅收優惠。1954年，美國政府明確規定：企業在繳納稅款時可以扣除當年研發和實驗開支；1981年，美國規定凡企業研究與開發費用超過前三年平均值者，其增加部分可享受25%的免稅待遇；1982年美國國會又把長期投資最高所得稅率從28%降為20%。
（3）政府採購和委託研發。從50年代起，軍用工業一直是美國電腦產品的大市場，美國國防部通過政府採購的方式，向民用企業訂購了大量的微電子技術產品，間接補貼其研究開發活動。1958年至1974年，美國政府投資10億美元開發半導體產品。克林頓執政後不久，在其「全面經濟計劃」中，為扶植技術創新產品的初期市場，僅電腦相關產品的政府採購就達90億美元。美國主管科研的機構，如全國科學基金會、國防部、太空署、國家衛生研究院等，每年都有大量的科研經費提供給研究型大學和國家重點實驗室。這些經費的獲取主要靠招投標方式獲得，是支持硅谷技術創新的重要因素。
（4）移民政策和措施。硅谷的騰飛與高科技人才的集聚緊密相關，美國也積極制定政策吸引高學歷、高科技人才移民。1965年美國議會通過Hart-Cellar法案，為外國工程師和其他受過高等教育的專家及其親屬創造了大量移民機會。以聖克拉拉縣為例，1970年該縣的人口與1950年相比翻了三倍，從大約30萬人激增至100萬人。1990年通過的移民和國籍法案進一步加速了高技術工程師的移民進程。1990年底，加利福尼亞洲的工程師和科學家中，有1/4來自國外。2000年後美國國會開始按照取消對外技術人員發放簽證的限制的方向再度修改法律。
（5）打造宜居生活環境。硅谷發展起來之後也逐漸出現繁榮綜合症，交通擁堵、環境污染、房價高企，這些因素也開始抑制硅谷的發展。為幫助解決或緩解硅谷住房緊張局面，地方政府也逐漸仿照新加坡等國的做法，開始直接介入到住房建設中來；在聖克拉拉地區，地區政府還與SCCMG（聖克拉拉地區製造集團）以及環保團體之間協力共同解決住房問題。
4、創業資本與風險投資
20世紀70年代，風險投資代替軍方成為硅谷創業型公司創業的主要資金來源。到1974年，有150多家風險投資公司在硅谷開業。到1988年，硅谷吸引了40%的全國風險投資資金。統計數據顯示，雖然2000年互聯網泡沫破滅嚴重衝擊了美國的風險投資業，但是硅谷的風險投資額佔全美的比重卻一直穩步提升；2016年第二季度，硅谷風險投資總額高達81.58億美元，佔全美風投總額的53%。
二、對雄安新區建設中國「硅谷」的經驗借鑒
1、大力發展產學研結合高校工業園
從事基礎科學研究的高校、連接高校與企業的高校工業園、為學生融合資源的創新孵化器，以及鼓勵師生創業的教育體制等是美國硅谷產學研體系的核心要義。雖然中國高校的科研取得了長足進步，但是高校與市場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脫節；而且，中國的高科技工業園大都為地方政府建設，藉以招商引資。應當借鑒美國硅谷的經驗，大力發展中國的「高校工業園」模式。具體路徑可參考雄安新區的功能定位，一方面將優質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遷往雄安，形成高技術人才的培育集聚地，同時劃撥足額的發展用地用以建設高校工業園，再配套相應的科研經費補貼措施和靈活的高校師生技術創業政策，形成產學研緊密結合、創業利潤反哺高校發展的良性迴圈；另一方面，可以考慮將中關村企業遷入雄安新區，與高校工業園區進行整合，避免目前高科技工業園區數量過多、模式雷同造成的資源浪費問題。
2、構建敢於冒險容忍失敗的創新文化氛圍
硅谷的騰飛是內在創新機制發揮作用的結果。日本築波、台灣新竹等模式表明，只通過大規模的資金投入，從工業園、基礎設施、創新優惠政策等方面妄圖複製「硅谷模式」往往產生很大的問題，這主要是因為他們忽視了美國硅谷的創新文化。在這方面，雄安新區有天然的優勢，它同起步階段的硅谷一樣，原生的商業環境較弱，如何在一張白紙上內生出相匹配的創新環境和商業文化，是將雄安新區打造成中國硅谷的關鍵。而能否形成良好的創業氛圍，選擇什麼樣的高校、研發機構入駐，能否吸引相應的創新人才尤為關鍵。雄安的生命力剛開始可以靠各種特殊的制度安排，但最終有沒有生命力，能否形成自己的創新文化直接決定了雄安科創高地建設的成敗。
3、建立制度化的吸引創業企業和人才機制
對企業而言，政府採購對創業企業的早期經營至關重要，甚至可部分替代風投的融資功能；政府相關方面的立法以及稅收等措施也可促使企業形成良性的創新制度激勵，因此，在雄安建設中國硅谷的起步階段，可制定有針對性的高技術產品採購計劃塑造雄安的創業產業結構；同時配套相應的立法以及稅收優惠政策，扶持本土高科技企業。
在吸引人才方面，應努力將雄安新區打造成宜居城市。例如，做好新區的城市規劃，從根本上緩解大城市的交通擁堵和生態惡化問題；在住房市場上，總結以往房地產模式的得失，探索人口密集地區城市化的全新模式，可考慮由政府出面建設足量公租房，適度發展商品房，形成梯度明顯、結構合理的多層次房地產市場，確保讓房子回歸居住屬性；探索徹底的戶籍制度改革，打破人口流動的制度阻礙，同時跟進醫療、教育等公共資源建設，將戶籍與上述公共資源的使用權脫鈎。目前來看，雄安新區所有的商品房交易和戶籍變動都已凍結，國家後續的措施值得期待。
4、大力發展風險投資機構，完善創富機制
美國硅谷的經驗表明，技術創新過程的不確定性和高風險性可以通過一系列體制來克服。首先，應當積極鼓勵在投資、創業、運營等多維度具備豐富經驗的PE/VC機構落戶雄安，在推動科技企業發展、探索技術創新的市場化路徑方面進行大膽嘗試。其次，在發展風投市場上，政府應在推行產業種子基金等現有方式的基礎上，借鑒美國經驗，實施小企業投資發展計劃，必要時向風險投資者和風險企業提供無償資金資助，豐富政府鼓勵風投發展的政策工具。最後，完善新三板，完善風投退出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