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囂張鬧騰的「港獨」勢力受到中央和香港社會強大理性的堅決遏制。中聯辦法律部部長王振民，針對這股勢力的嚴重危害性做出了這樣的評論：「『一國兩制』失敗，對中央而言是一個面子問題，而對於香港，失去的是全部。」香港社會有人對此發出唏噓，認為這是一種威脅性警告。然而筆者認為，王振民作為一位長期從事基本法研究的學者型官員，是深知其利害關係的，他從港人最大利益出發，用直白的話語對侵蝕「一國兩制」政治底線的行為作出評論，意在說明如若香港廣大市民的根本利益被那些極端勢力所綁架，將會給香港社會帶來無法估量的後果，進而喚起香港社會中的理性力量，對那些極端勢力和行為進行抵制，因為這是港人的真正利益所在。

　　「一國兩制」保香港繁榮

　　中央始終明確無誤地表示要維護港人利益，並踐行自己的諾言。即使香港社會出現各種風風雨雨，中央仍然不厭其煩地重複着「堅持『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決心和意志，而沒有任何情緒化的言論或舉動。反倒是內地民眾中有人對此不解，不斷提問：「為什麼？」這種情況說明了什麼？說明了中央認定「一國兩制」只能成功，不能失敗。

　　有人可能要說，大話沒有說服力。的確如此，在信息如此發達且利益觀如此深入人心的今天，大話、套話是不起作用的，我們需要用實實在在的利益來說明。中央堅持「一國兩制」的最大利益就在於，香港為我中華之地域。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整體復興。當此地之絕大多數民眾以「一國兩制」之策為樂，並能長久保持其繁榮，何樂而不為？何況這也是一項對全世界的莊嚴承諾。

　　從國家發展的大戰略觀察，「一國兩制」也是一項必須堅持的國策。當下的中國，對外開放的方向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大思維相伴相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所具有的高度開放性與國家的總體發展方向一致。如今需要探討的問題是，如何使香港在國家發展的大戰略中能夠發揮內地所不具有的獨特作用和優勢，使之能夠在國家經濟快速發展中獲益，進而普惠於全體市民，這才是真正維護港人的最大利益之舉。

　　真正愛港的香港社會成員，當然是樂於維護香港利益的。這一點，即使是那些假愛港者也是不敢公開、斷然否定的，因為這會觸犯眾怒，落得個過街老鼠的壞名聲。因此，他們慣常的方式是，以極端「愛港」為名，行干擾香港發展之實。在香港這個自由之都，這種做法十分「有效」。因為其行為意圖具有自由和貌似港人利益的帽子庇護，但從其行為效果看，就是在嚴重阻礙香港的發展。

　　我們不能說發表反對意見或做出反對舉動者都不愛港，都不是出於維護港人利益，但在香港這個自由社會，那些類似油抹布而打不濕、擰不乾的各種爭論，使人們感到眼花繚亂。要想在這種情況下保持火眼金睛並做出清晰的判斷，真可謂一個「難」字了得。

　　試舉一例。在港珠澳大橋修建過程中的2009年，香港就有人利用香港法治社會的特性，唆使一位老太太以破壞環保之名起訴特區政府。法院裁定老太太勝訴，大橋建設被迫長時間停工，待到司法覆核的結果出來，建橋工程重啟，經費開支徒增80億之巨。這一事例說明了很多問題：其一，這一案件的策劃者，從法律角度看，有沒有錯？沒有。其二，那位起訴政府的老太太有沒有錯？沒有。因為老太太有這樣的正當權利。法院有沒有錯？似乎也沒有，民不告，官不究，原審判決結果僅為司法活動中總會出現的技術性而非原則性錯誤。政府有沒有錯，司法覆核的結果已經給出了答案。

　　警惕假「愛港」隱性破壞

　　這種各方主體似乎都沒錯的事情，卻能在香港社會引發似乎沒完沒了的巨大爭議。對此，有人說這是浪費公帑，有人說這是自由，法治社會不可避免應當支付的社會成本。如果我們用政治學的眼光來對此做出分析，就會得出不同的結論：這是一種具有不良政治意圖者濫用司法程序破壞香港利益和國家利益的惡劣舉動。而這一事例的策劃者會說自己不愛香港嗎？香港社會的複雜性充分體現在類似事情上。

　　在自由社會，存在不同的政治觀點是不會有問題的，因為「一國兩制」是可以包容的，但如果有人試圖以此來作為損害國家和香港利益的空間，那是絕對不能允許的。對於危害香港和國家利益的赤裸裸行為，我們易於鑒別，而對於那些隱性的暗中破壞香港利益的行為，香港社會要保持警惕。

　　香港回歸已20載。我們在觀察，總結「一國兩制」經驗時認為，其成就巨大：國家統一的步伐向前邁進了一步；憲法和基本法所確定的特區制度得以建立並有效運作，香港的繁榮穩定得以保持。這是我們從宏觀上做出的基本判斷。但香港社會是否存在嚴重的問題，答案也是不言自明的。爭論還會繼續，只希望少些無謂；不滿的言論仍會照常發泄，只希望不要太過於私利。如若所有香港的政治人物和社會精英都本着香港市民的利益並將其與國家利益聯繫起來思考問題、處理問題，香港的繁榮穩定和發展何愁之有？

　　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教授，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