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會二十六名「泛民」議員發表聯合聲明，批評特首梁振英就調查UGL聯絡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周浩鼎，決定向他提出彈劾。反對派還支持梁繼昌留在專責委員會，繼續對抗。他們甚至將矛頭指向全國政協，稱反對梁振英任政協副主席。這一連串的舉動，目的只有一個，就是企圖轉移視線，掩蓋他們因為「佔中」和搞「港獨」、「民主自決」，對抗人大常委會8．31決定，對抗基本法，所造成的孤立的局面。他們想換一個題目，換一個戰場，繼續對抗，繼續反中，並過渡到九月份的立法會補選。

　　周浩鼎處理UGL調查的過程，也許有不夠周到的地方，但是他沒有泄密和任何的利益衝突，他已經辭去了調查委員會的所有職務，目的就是停止繼續爭拗，讓調查委員會正常地工作。但是，立法會除了金錢利益外，也有清晰申報機制，梁繼昌向稅務局投訴梁振英，說他觸犯了法例，又擅自在立法會不顧事實詆毀梁振英，引起雙方的法律訴訟，他留在調查委員會，有明顯的主觀成分和訴訟利益牽涉，影響到調查委員會的獨立公正調查，也影響到調查委員會的形象。二十六個立法會反對派議員，全力支持梁繼昌留下，動機完全不是為了調查，完全是為了對梁振英進行政治審判，抹黑「一國兩制」和中央政府，進行政治炒作。

　　無理無據詆毀梁振英

　　所謂UGL事件，必須要判別有關的事件是否發生在梁振英擔任行政長官的任期之內。但誰都可以清楚知道，有關的協議和有關的出讓公司股權交易，出現在梁振英任期之前，而且在梁振英的任期之內，UGL並沒有因為特區政府的任何決定而對UGL的交易做成任何好處。所以，作為會計師的梁繼昌，無法就UGL和梁振英的股權交易提出任何證據，並提出指控。他攻擊的要點是要求稅務局查清楚梁振英在這個股權交易中，是否逃稅。梁繼昌是資深的會計師和稅務專家，他狙擊梁振英，題目是「徹查梁振英收取澳洲公司四百萬英鎊款項的事件」，他一定要弄清楚，交易在澳洲進行，關於屬地管理的原則，應該由澳洲稅務當局進行處理。

　　2011年梁振英辭職準備參選，和UGL簽訂「不挖角、不競爭」的離職協議，這根本和行政長官的職權無關。梁振英根據協議所得收入，根本不必在香港報稅。梁振英究竟應該繳交什麼稅，梁繼昌從來說不出來。這種做法固然是製造行政機關的麻煩，也嚴重侵害香港社會成員的人權和自由。如果有其他的人，在毫無證據的情況下，經過一輪炒作說立法會議員裏面，有人逃稅，然後要求香港稅務局和立法會調查，豈不是天下大亂？反對派的議員能否接受這樣的調查？

　　然而，一個最基本的事實是，如果梁振英在UGL事件中涉及違法、涉及所謂的「漏稅」問題，何以在反對派炒作了五年之後、在英國與澳洲公司與政府部門明確表態後，仍然沒有找到任何實質的證據？這已經說明，UGL事件本身並非反對派所炒作的那樣屬於貪污瀆職問題。

　　反對派主張設立調查委員會，完全是一種政治陷害行為，立法會只需二十名議員贊成便可以成立委員會，反對派可輕易操作。

　　反對派通過人格抹黑「倒梁」，且進行「反中」活動，才是成立這個委員會的真正目的。反對派根本沒有任何權力和法理依據，干涉和阻撓國家主權行為，也沒有資格阻撓全國政協提名和選舉梁振英擔任政協副主席。企圖利用UGL事件的無理、無證據指控，剝奪全國政協的權力，是非常荒謬的。

　　調整策略渡過危機期

　　反對派現在要炒熱UGL事件，無非是要在香港煽起「反中」情緒，要浪費立法會的時間和精力，讓立法會空轉，無法集中力量處理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問題。反對派發起「佔中」，鼓吹「港獨」和「民主自決」，自以為得計。但是人大常委會對於基本法一零四條釋法，梁頌恆及游蕙禎因為「宣誓風波」而被法院褫奪了資格後，又再有四名立法會議員面臨着被剝奪資格的審訊。反對派立即像泄氣的皮球，明白公然支持或者鼓勵「港獨」和「民主自決」，都是違反基本法的，一定要付出慘重的代價。大量的青年人和中產階級，看到了他們在選舉行政長官的過程中，極力投入「小圈子選舉」，而且敗得非常難看，再也不相信他們的「真普選」和「港獨」的鬼話。

　　行政長官選舉後，反對派企圖發起一次「反對基本法」「反對小圈子選舉」的大型遊行，結果僅得三百二十人參加，陷入相當孤立的環境。因此，他們不得不進行策略調整，一面高呼「要避免沉重的犧牲」，「不需要付出不必要的代價」，一面宣傳「要實現大和解」，要求「行政長官進行特赦」，企圖獲得喘息的時機，改變成溫和低調的形象，重新吸納年輕選民和中產階級。UGL事件就成為他們轉移社會視線，拖延時間，以渡過危機的一種手法。反對派也清楚，二十六票，根本就無法變天，這個委員會也沒有傳召權力，根本就不可能獲得什麼結果。但這個委員會卻有讓他們喘息的好處，讓他們有金蟬脫殼的機會。 　　資深評論員

新資源與本科教育公平/何順文

　　過去五年香港教育開支佔公共開支比例有下降趨勢。在佔GDP百分比方面，2015/16年度為3.41%，遠比經合組織（OECD）成員國的平均值4.65%為低。這反映政府對教育的承擔不足，也遠未符合國際標準。

　　林鄭早前承諾檢視教育政策和大幅增加經常教育開支最少五十億元，各界對此建議普遍支持和肯定，特別在幼小中教師權益補救及其他教學發展支援方面。但筆者認為，分配新資源應遵從兩個大原則，就是教育公平性和持續教育質素提升，並需配合教育的長遠目標、價值與制度，令新增的資源用得其所，為教育生態帶來積極正向改變。

　　在高教方面，八大公校每年獲政府直接資助達200多億元，學費低廉，而非牟利自資學位頒發院校卻沒有任何直接資本性資助，只有小部分自資學生得到政府「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SSSDP）學費補助及不定期的捐獻配對補助金。這個差距明顯失衡，導致缺乏教育公平性，政府曾提及的公私型雙軌發展模式有待急起直追。

　　目前自資高校在資源方面困難重重，持續健康發展急需政府扶助。筆者一直爭取政府資助所有高中畢業生升讀自資院校學位課程，令自資課程淨學費拉近至資助學位水平，減低自資學生的財政負擔。另外，建議利用財政司司長提出支持教育發展的180億元財政盈餘，向自資院校作一筆過啟動期資本補助或豁免大部分建校貸款額，幫助私校成長，避免將基建成本轉嫁學生身上。

　　自資院校面對資源困難

　　為大部分達標的中六畢業生提供具質素的本科教育機會，是政府的基本責任。大學本科教育在香港主要是公益事業，非牟利自資院校負有公共責任照顧社會利益，目前協助政府提供額外每年近萬個認可學士學額，大幅提升適齡入學率與教育公平。

　　在香港，入讀認可自資學士課程的學生，必須達到文憑試「33222」的最低入大學成績要求（約佔35%考生）。這些私立院校的校園設施、師資、師生比例、課程、教學、財政穩建性、管治、畢業生出路與質素保證機制，均受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HKCAAVQ）的嚴格評審及監察，因此質素及成果有一定保證。部分私立院校已具備大學體系、規模和國際教研與管治水平，也有明確計劃和時間表申請正名為大學。

　　自資院校最大的問題是土地及校舍建設資金。自資院校發展初期很難全數負擔發展的費用。政府在此已作出帶領推動作用，包括近年向認可非牟利辦學團體撥地、提供啟動免息貸款以興建或擴建校舍，及不定期的籌款配對補助金計劃。但建校免息貸款必須於樓宇落成後10年內攤還，這對院校造成沉重的財政負擔。

　　自資院校要不斷投放資源以維持設施、師資與教學質素，由於缺乏政府資本性與經常性資助，需要收取相對公校較高的學費。現時公校每年學費約為42100元（政府另資助院校每學生約20多萬），而自資院校學費平均約為七萬多元。後者學生要多付三萬多元，但學費收入往往仍未能收回總單位成本。

　　入讀自資院校的學生大部分來自基層家庭，雖自資學生可申請政府助學金及低息貸款，收取過高學費仍會嚇怕學生及家長，也難大幅增加學費。因此自資院校需要大幅倚賴外間捐贈以支付校園的巨大資本投資，提升教研設施與質素，及發放獎助學金。但由於香港自資院校起步遲、歷史短（大部分成立於2009年或之後），成就與聲譽仍有待提升，加上欠缺龐大舊生網絡支援，外間籌款並不容易。由於大部分籌款只能用作償還政府貸款，政府及商界贊助的教研經費又不能用於日常營運，院校可作教學和學生發展的資源仍很缺乏。

　　目前SSSDP資助只與特定新興行業有關的課程，但社會經濟變得很快，政府人力需求預測往往有偏差及未能追及社會所需。另外，SSSDP也會造成「一校兩制」，被一些人視為分化學生，也令人感覺較基礎或傳統的學科不受政府重視，只鼓勵學生修讀實用學科而輕個人志趣理想，也不符合本科博雅教育的精神。筆者相信SSSDP計劃只是政府資助自資學生的第一步，應要盡快擴大至所有主修學科（資助額可按學科不同，令學生只需交公校學費的不超過110%）。

　　資助所有自資生學費

　　換句話說，作為納稅人子女的權益，符合升讀大學成績的本土自資學生都應獲學費資助，以取代SSSDP。按每年約資助九千名自資生每人三萬元計算，幾年後每年政府只需額外支付約十億元。希望政府盡快能將學券制或買位方式擴展至資助所有自資院校學生，確保教育公平。

　　SSSDP計劃或學券制主要幫助學生，雖能吸引更多學生入讀，但未能直接裨益自資院校的發展。筆者亦向下屆政府提出直接資助私校的建議，即提供一次性啟動補助金，以償還政府免息貸款和應付龐大校園資本支出。這亦可協助院校騰出外間捐獻籌款直接用作提升教研與學生發展。據統計，目前六間自資學位院校共欠政府貸款總額約20億元。

　　總括而言，香港政府財政盈餘充足，有能力應付上述的社會投資。上述建議的啟動期一筆過補助金，及資助所有自資本科生等資助措施，除可減少自資院校赤字及加學費的壓力外，也有助其在初期建立穩健的財政，以應付未來發展成為優質私立大學。但上述建議的原則是政府不會改變目前私校的管治自主與學術自主，讓院校直接向就讀的學生、家長與學術評審機構問責。

（文章只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恒生管埋學院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