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會二十六名「泛民」議員發表聯合聲明，批評特首梁振英就調查UGL聯絡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周浩鼎，決定向他提出彈劾。反對派還支持梁繼昌留在專責委員會，繼續對抗。他們甚至將矛頭指向全國政協，稱反對梁振英任政協副主席。這一連串的舉動，目的只有一個，就是企圖轉移視線，掩蓋他們因為「佔中」和搞「港獨」、「民主自決」，對抗人大常委會8．31決定，對抗基本法，所造成的孤立的局面。他們想換一個題目，換一個戰場，繼續對抗，繼續反中，並過渡到九月份的立法會補選。

　　周浩鼎處理UGL調查的過程，也許有不夠周到的地方，但是他沒有泄密和任何的利益衝突，他已經辭去了調查委員會的所有職務，目的就是停止繼續爭拗，讓調查委員會正常地工作。但是，立法會除了金錢利益外，也有清晰申報機制，梁繼昌向稅務局投訴梁振英，說他觸犯了法例，又擅自在立法會不顧事實詆毀梁振英，引起雙方的法律訴訟，他留在調查委員會，有明顯的主觀成分和訴訟利益牽涉，影響到調查委員會的獨立公正調查，也影響到調查委員會的形象。二十六個立法會反對派議員，全力支持梁繼昌留下，動機完全不是為了調查，完全是為了對梁振英進行政治審判，抹黑「一國兩制」和中央政府，進行政治炒作。

　　無理無據詆毀梁振英

　　所謂UGL事件，必須要判別有關的事件是否發生在梁振英擔任行政長官的任期之內。但誰都可以清楚知道，有關的協議和有關的出讓公司股權交易，出現在梁振英任期之前，而且在梁振英的任期之內，UGL並沒有因為特區政府的任何決定而對UGL的交易做成任何好處。所以，作為會計師的梁繼昌，無法就UGL和梁振英的股權交易提出任何證據，並提出指控。他攻擊的要點是要求稅務局查清楚梁振英在這個股權交易中，是否逃稅。梁繼昌是資深的會計師和稅務專家，他狙擊梁振英，題目是「徹查梁振英收取澳洲公司四百萬英鎊款項的事件」，他一定要弄清楚，交易在澳洲進行，關於屬地管理的原則，應該由澳洲稅務當局進行處理。

　　2011年梁振英辭職準備參選，和UGL簽訂「不挖角、不競爭」的離職協議，這根本和行政長官的職權無關。梁振英根據協議所得收入，根本不必在香港報稅。梁振英究竟應該繳交什麼稅，梁繼昌從來說不出來。這種做法固然是製造行政機關的麻煩，也嚴重侵害香港社會成員的人權和自由。如果有其他的人，在毫無證據的情況下，經過一輪炒作說立法會議員裏面，有人逃稅，然後要求香港稅務局和立法會調查，豈不是天下大亂？反對派的議員能否接受這樣的調查？

　　然而，一個最基本的事實是，如果梁振英在UGL事件中涉及違法、涉及所謂的「漏稅」問題，何以在反對派炒作了五年之後、在英國與澳洲公司與政府部門明確表態後，仍然沒有找到任何實質的證據？這已經說明，UGL事件本身並非反對派所炒作的那樣屬於貪污瀆職問題。

　　反對派主張設立調查委員會，完全是一種政治陷害行為，立法會只需二十名議員贊成便可以成立委員會，反對派可輕易操作。

　　反對派通過人格抹黑「倒梁」，且進行「反中」活動，才是成立這個委員會的真正目的。反對派根本沒有任何權力和法理依據，干涉和阻撓國家主權行為，也沒有資格阻撓全國政協提名和選舉梁振英擔任政協副主席。企圖利用UGL事件的無理、無證據指控，剝奪全國政協的權力，是非常荒謬的。

　　調整策略渡過危機期

　　反對派現在要炒熱UGL事件，無非是要在香港煽起「反中」情緒，要浪費立法會的時間和精力，讓立法會空轉，無法集中力量處理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問題。反對派發起「佔中」，鼓吹「港獨」和「民主自決」，自以為得計。但是人大常委會對於基本法一零四條釋法，梁頌恆及游蕙禎因為「宣誓風波」而被法院褫奪了資格後，又再有四名立法會議員面臨着被剝奪資格的審訊。反對派立即像泄氣的皮球，明白公然支持或者鼓勵「港獨」和「民主自決」，都是違反基本法的，一定要付出慘重的代價。大量的青年人和中產階級，看到了他們在選舉行政長官的過程中，極力投入「小圈子選舉」，而且敗得非常難看，再也不相信他們的「真普選」和「港獨」的鬼話。

　　行政長官選舉後，反對派企圖發起一次「反對基本法」「反對小圈子選舉」的大型遊行，結果僅得三百二十人參加，陷入相當孤立的環境。因此，他們不得不進行策略調整，一面高呼「要避免沉重的犧牲」，「不需要付出不必要的代價」，一面宣傳「要實現大和解」，要求「行政長官進行特赦」，企圖獲得喘息的時機，改變成溫和低調的形象，重新吸納年輕選民和中產階級。UGL事件就成為他們轉移社會視線，拖延時間，以渡過危機的一種手法。反對派也清楚，二十六票，根本就無法變天，這個委員會也沒有傳召權力，根本就不可能獲得什麼結果。但這個委員會卻有讓他們喘息的好處，讓他們有金蟬脫殼的機會。 　　資深評論員